“成也改革，敗也改革”

　　苗元禮組織的礦權改革遭到質疑，有人認為，通過協議而不是拍賣進行礦權轉移，如何定價是個問題

　　苗元禮在任副市長期間，主持了臨汾試點的“礦權資源整合的改革”。

　　苗本人則是成敗均因改革。

　　改革起源于一場礦難。2004年4月30日，臨汾市隰縣一煤礦發生瓦斯大爆炸，36人死亡。在事故調查時發現，這處礦產產權構成異常復雜，4個礦井各有“老板”每個老板都向外層層轉包，發生事故后不知道找誰來負責。

　　時任山西省省長的張寶順了解此事后要求臨汾做試點，“明晰產權、整合資源、有償使用、確保安全。”

　　在苗元禮的主持下，改革方案很快出臺。改革內容主要體現在兩方面，第一，政府對煤礦資源估價，然后由礦主一次性買斷。第二，關小上大，年產9萬噸以下的煤礦全部關閉。

　　時任煤碳局局長的楊吉春認為改革根治了“頑疾”，他在接受媒體采訪時曾說，首先煤礦屬于國家資源，不能免費使用。其次，煤老板買斷礦產后，成為礦產永久性主人，對于安全設施就會增大投入。再者，門檻提高后，很多沒有資質和實力的礦主就無法進行煤礦開采，從而提高煤礦生產的安全性。

　　當時針對苗元禮主持的臨汾市礦權試點改革，就有媒體擔心，政府將資源一次估價賣斷，容易造成國有資產流失。通過協議而不是拍賣進行礦權轉移，如何定價是個問題。

　　“協議轉讓價格合不合理？”曾有學者質疑，“官員絕對算不過企業，公家算不過私人，只有引入外部人參加拍賣，才能在競爭中體現出資源的價格。”

　　兩年后，臨汾市的礦權改革得到肯定。

　　2006年7月21日，在全國煤炭工作會議上，主管副市長苗元禮作為惟一一家地市級單位發了言。山西省政府發文要求全面推進煤炭企業整合。

　　被異化的改革

　　有煤老板稱，哪些礦該關，哪些礦需要整合，苗元禮幾乎說了算，他掌著我們的身家性命

　　事實上，苗元禮推行的礦權改革實施后，曾在煤老板中引起很大反響。

　　臨汾鄉寧縣的煤老板趙成(化名)對這次礦權改革意見很大，“掏一筆資源費，永遠買斷開采權，就能杜絕轉包了嗎。那只不過是由向鄉鎮承包變成了向市政府承包罷了。”

　　趙成2000年開始承包煤礦。他說，在2002年以前，煤炭價格低，那些村里的煤礦根本沒人開采，那時承包特別容易，如果跟鄉鎮政府關系好些，都不用交承包費。也正由于承包費低廉，轉包現象也就很嚴重。

　　但是對于這次礦權改革，趙成認為也存在問題，“有關系的話，儲量、生產能力、買斷礦產的資源費都是可以做手腳的。”

　　煤炭局一位退休副局長說，“煤炭生產的審批，我們說了不算，市領導的意思才是最重要的，但我們是第一個要簽字的，所以，責任跑不了的。”

　　趙成說，而且當時資源整合與資源費征收幾乎是同步的，政府規定9萬噸以下的年生產能力都要關，“如果你交了資源費就可以不用關了。”

　　煤老板與政府根本沒有僵持多久，僵局被翼城縣殿兒垣煤礦第一個打破。臨汾傳言,這和分管此事的副市長苗元禮是翼城人有關，“畢竟鄉里鄉親的，工作好做”。

　　此后，很多礦主紛紛效仿，爭相交費。

　　翼城縣主管煤炭的副縣長楊忠華認為，翼城這些礦是大礦，和其他礦不一樣。能開這些礦的企業都是有實力的。這筆價款對他們而言完全能承擔。這些價款直接交到市里，至于共上交多少錢款，他說他也不了解。

　　“后來就想開了，交了這筆錢，就能永久性地擁有這個礦的開采權了，2004年之后煤市很好，應該還是劃得來。”趙成最后四處借錢，交了1000多萬元資源費。

　　趙成曾通過關系與苗元禮有過一面之緣。“哪些礦該關，哪些礦需要整合，苗元禮幾乎說了算，他掌著我們的身家性命。”

　　“人很豪爽，是個能辦事的人。”趙成回憶說，“想保住自己的礦井，想少交資源價款，就必須要向領導送錢，但都是通過中間人來進行的。”

　　來自紀檢方面的消息，苗在這一時期曾收受多名煤老板的賄賂，導致一些本該關停、整合的煤礦得以存活，資源價款不能足額收繳。

　　公選局長能否堵住黑煤口子？

　　有人猜測公選是為了找出一個關系單純的鐵碗徹底抑制礦難。亦有人認為，鐵碗會被當地不容

　　楊吉春被“雙規”后，煤炭局長的公選又引起社會關注。

　　臨汾市組織部一科長說，煤炭生產對臨汾來說意義重大，我們是在全國范圍內選擇最適合、最有能力的人來做這個局長。

　　市委組織部長鄭連生表示，之所以公選煤炭局長，是因為煤炭局長目前空缺，而在全國范圍內來進行公選，“是我們一種選拔干部的方式而已。”

　　但在煤炭局的干部看來，用意并非僅限于此，“并不是我們臨汾人沒這個治理才能，是我們找不出一個關系單純、不受利益牽扯的人來坐這個位置，政府或許是希望能引入一個鐵腕局長，來徹底抑制礦難。”

　　熟悉當地煤炭生態的一名能源記者則對外來的煤炭局長同樣擔心，“如果是個外地來的六親不認的‘鐵腕’，當地的關系網不會容他，可能根本干不長久。”

　　“我們煤炭局的官，說大也大，凡是與煤有關的事情都歸我們管。可是各項審批，都需要上級領導的批示，我們才敢動作，按照領導的意思動作。”前文所述的煤炭局退休副局長表示，每天都在整頓，也都在查處，但有些礦是動不得的，有些人是惹不起的。

　　“在臨汾有句話，給你20萬，要嗎？不要就給你200萬，如果還不要，就用這200萬來買你的腦袋。”這位副局長甚至無奈地表示，“在這里，錢與權以煤為核心構成的關系網，既可以通天也可以殺人。”

　　“很多煤礦都有各種官員的股份，是干股，只要罩著我沒事情，每年給你進貢。慢一步，就有人來查你。”煤老板趙成認為，“官煤勾結”不徹查，什么方法都避免不了礦難。

　　當地安監員劉平遠介紹，一些鎮上有多少黑煤窯，在哪里，誰在經營，什么時候生產，這些村委會、鄉政府都知道，“他們是拿了礦上的錢了，有的甚至是直接有股份，我們剛接到舉報電話，礦主就能知道消息。”

　　“有時我們剛出發，就會接到上級的電話，說什么礦不用去了。”劉平遠說，“現在發現黑口子，如果抓住正在生產的，罰10萬，死一個人罰20萬，許多礦一兩天就賺夠了。”

　　“該查的不查，該整頓的不整頓，該關的不關，該停的停不了。黑煤窯都能搞成‘六證齊全’，礦難能避免嗎？”趙成感慨。

　　外地來的局長是否就比本地提拔的局長更能抑制礦難的發生，在臨汾市委組織部長鄭連生看來，并沒有什么必然聯系。他很反感社會上所傳的“本地干部沒人敢做、愿做這個官”的說法。

　　“這很無聊，不符合實際。”鄭連生說，現在臨汾市本地的一些官員、干部很多已經報了名。(記者 黃玉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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