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市新當選的770名十三屆人大代表中，各級政府機關的代表62人，比上屆大幅減少38人，僅占代表總數的8.05%。上海市新當選的860名第十三屆人大代表中，廳局級以上領導干部人數比上屆減少49名。官員代表的減少，在這次省市人大代表換屆選舉中，已經成為一個普遍的特點——

　　如何優化代表結構，有兩個問題被認為至關重要：一是如何按城鄉人口比例確定代表名額，二是如何增加基層一線代表的比例。第一個問題在十七大報告中已經有了答案——“逐步實行城鄉按相同人口比例選舉人大代表”的建議，意味著從“41”到“11”只是個時間問題。第二個問題的實質是如何減少官員代表的比例——總額一定，這邊不減，那邊就不可能增加。

　　誠然，法律沒有規定官員不能當代表，也沒有規定官員代表的比例，相反法律還賦予代表履行職務時享有必要的豁免權，包括大會發言不受追究，非經權力機關許可，不被逮捕和刑事審判等，使得一些官員特別看重這個身份。在正式選舉中，由于知名度較高，官員通過競爭當選為代表常常也是順理成章。而且不可否認的是，官員代表中的不少人往往就是社會的精英，他們當選代表除了職位的因素外，長期的職場歷練鍛造了他們開闊的視野，練達的人情，良好的形象，贏得選民的信任合情合理。長期的政治實踐表明，官員當代表也未必就不能代表基層的聲音百姓的利益。

　　但是，這不意味著凡是有能力形象好的官員就應當當選人大代表。這是由人大作為議事機構的特殊性決定的。實行人民代表大會制度，發揮人民當家做主的權利是我國民主政治最核心的內容。人大代表具有廣泛的代表性，是人民代表大會制度的本質要求，也是社會主義民主的重要體現。作為社會各階層、各團體表達自己意見和利益訴求的渠道，作為選舉和監督“一府兩院”，實現人民當家做主的平臺，人民代表大會中如果官員代表過多，將會出現以下弊端：第一，擠占其他各階層的代表名額，使人大代表的代表性大打折扣；第二，官員的管理角色意味著他們在很多問題上，很難真正代表管理相對人的利益；第三，讓官員代表去監督“一府兩院”的工作，無異于“自己監督自己”，軟弱無力；第四，官員代表平時公務纏身，調研難導致履職難。

　　鑒于“近幾屆全國人大代表構成中，工人和農民代表比例呈下降趨勢，尤其是一線工人、農民代表人數偏少”的實際情況，2007年全國人大在《關于第十一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代表名額和選舉問題的決定》中規定：來自一線的工人和農民代表人數應高于上一屆。在目前各地公布的代表名單中，可以發現這一制度正在逐步得到落實。北京市十三屆人大代表中，基層和一線代表人數均高于上一屆。其中，工人代表28人，比上屆增加18人；農民代表21人，比上屆增加8人；河南工人和農民代表的總數達344名，占代表總數的36.2%；湖南長沙新選出的市十三屆人大代表中，一線工人33名，比上屆增加26名；江蘇省對蘇州、無錫、常州等農民工集中的城市提出明確要求，每縣至少要有一名農民工代表。特別引人注目的是，新疆自治區黨委辦公廳2007年9月發出通知要求：縣市、區人大代表中領導干部代表比例不超過25%，工人、農牧民、知識分子和其他勞動人民等代表所占比例不低于75%。輿論認為，這個硬性規定扼住了官員爭擠人大的要塞。如果真正把住了這個關口，各級人民代表大會的質量將會得到明顯提高。

　　降低官員代表比例不是一蹴而就的事。根據以往的經驗，下一步在認定代表身份時，應當注意把好“界別關”。各推薦單位應公示提名人選的基本情況，接受社會監督，不給廠長變“一線工人”，領導干部變“知識分子”，鄉鎮黨委書記變“農民”留下制度縫隙。從長遠來看，按照工人、農民、黨政干部、知識分子、民主黨派和無黨派代表人士、歸僑這幾個方面來確定代表界別，已然不能反映社會的發展變化。新興職業群體如企業家群體，如果不能獲得正式的代表比例名額，必然就會擠占工人、農民、知識分子的名額。所以，治本之策或是改變現有的代表結構模式。

　　(作者: 王松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