昔日完整的“心臟地帶”的陸權勢力已被海權勢力沖擊得七零八落，陸權作為古代世界主角已經讓位于海權

　　“依賴海洋通道的外向型經濟結構”是海洋國家的基本特征，也是引發海權的第一要素。只要人類同海洋發生關系，遲早會形成“依賴海洋通道的外向型經濟”，這種經濟結構一旦形成，遲早要召喚強大的海權，無論古代、中世紀還是近現代，也無論西方文明還是東方文明。

　　兩次世界大戰的經驗都表明，海權對陸權具有絕對的優勢，掌握制海權的一方可在世界范圍調動各種資源來壓垮堅持陸權戰略的一方。海權能夠凝聚分散的陸權勢力從而形成合力，因而是陸權的“倍增器”，因此，獲得強大海權的陸權帝國的影響力和壽命要遠遠超過沒有海權的陸權帝國。第二次世界大戰中，為何英國與德國在北非發生激烈爭奪？因為德國一旦占領北非控制中東后，就會把英國本土同它的龐大殖民區域攔腰截斷，英國就無法調動雄厚的海外力量投入戰爭。

　　從歷史宏觀而論，大致從15世紀末哥倫布發現美洲新大陸開始，隨著航海技術的發展和提高，資本主義生產方式和科學技術出現于同“心臟地帶”毗連的“內新月形地帶”，世界貿易中心由波羅的海、北海、地中海轉移到大西洋沿岸，海權在世界范圍內開始向強大的陸權挑戰。17世紀至21世紀之間，更出現了海權勢力對陸權勢力進逼的總體趨勢。冷戰的結果就是海權對陸權的勝利。代表“心臟地帶”陸權勢力的蘇東集團崩潰后，海權勢力很快占據上風，美英為核心的海權勢力以“外新月形地帶”和“內新月形地帶”為前進基地，迅速從東、南、西三個方向突入“心臟地帶”。在歐洲方向上，通過波黑戰爭、科索沃戰爭、北約東擴等契機，從西面滲入“心臟地帶”。在亞洲方面，以“9•11”恐怖主義襲擊為契機，美英在印度洋、阿拉伯海、波斯灣和地中海地區集結兵力，先對阿富汗塔利班開戰，隨后發動推翻薩達姆政權的第二次海灣戰爭，由西南和南面進入“心臟地帶”，美國通過阿富汗戰爭趁勢在烏茲別克斯坦、吉爾吉斯斯坦建立軍事基地，并對蒙古實施軍事援助，從東面楔入“心臟地帶”。這種戰略格局表明：昔日完整的“心臟地帶”的陸權勢力已被海權勢力沖擊得七零八落，陸權勢力全面處于守勢。陸權作為古代世界主角已經讓位于海權。

　　海權勢力壓倒陸權的原因是多方面的：在世界現代化過程中，由海洋貿易引發的先進生產技術和社會制度最初產生于沿海地區，相對地處“內新月形地帶”的西歐國家而言，“心臟地帶”的國家都屬于后發展國家，在經濟、技術、政治、文化等變革方面經常滯后；航海貿易經濟產生競爭的社會機制，激發了社會的創造發明欲望，往往成為科學技術進步的持續動力源；科學技術進步不斷轉換為強大的軍事力量，“內新月形地帶”的國家在軍事上總是領先一步；同時，航海貿易的市場經濟制度撫育出能夠保障自身并與自身相適應的民主政治制度，而民主政治體制保證了個人自由權利和創造力的發揮及社會財富積累、科學技術、軍事力量的持續正常發展。相反，具有長期農耕、游牧傳統的“心臟地帶”國家往往采取與之相適應的高度集權體制，形成專制社會，對以市場經濟為基礎的現代化有著天然抵觸傾向，從而形成漫長的由專制社會向民主社會的過渡期，使得“心臟地帶”的國家在邁向現代化時步履蹣跚，在政治制度、科學技術、財富積累、內部凝聚力、軍事力量等方面全面落后于“內新月形地帶”。

　　中國正由傳統內陸農耕國家演變成現代海洋國家，這是不以人們意志為轉移的歷史趨勢

　　考察百年左右的時間，不難看出中國社會轉型的清晰軌跡：即從傳統農耕“內向型經濟形態”向“依賴海洋通道的外向型經濟形態”的演變，由此帶動了中國社會的文化、政治、軍事、外交、法律、教育、道德、風俗等全面轉型。盡管因國際和國內因素的影響，百年轉型過程中出現過曲折和斷裂，然而基本趨勢未變，尤其至20世紀80年代改革開放以后，中國的經濟結構與社會轉型呈現加速趨勢。時至今日，我國對國際能源的資源型商品的依賴程度增加。我國原油、鐵礦砂、氧化鋁、銅礦石等進口依存度已經高達40%～90%。隨著中國日益快速融入國際經濟體系，中國已有史以來第一次進入“依賴海洋通道的外向型經濟”狀態，中國正由傳統內陸農耕國家演變成現代海洋國家，這是個不容置疑的事實，也是不以人們意志為轉移的歷史趨勢。

　　因此，這次海權意識的覺醒與晚清“洋務運動”時的覺醒完全不同。那時的海權意識在思想上停留于器物層面的“中學為體、西學為用”，經濟形態上以同近代海軍不兼容的、極其脆弱的“內向型農耕經濟”為基礎，軍事態勢上僅僅為了防御來自海上的入侵。這次海權意識的覺醒則建立在經濟結構發生質變、國家海上生命線凸顯、國家安全越出主權范圍以及社會全面轉型的自覺認知基礎上。在國防意識中，海權由陸權之盾變為陸權之矛。

　　在西方歷史上，能與目前中國海權意識勃然萌發可比照的是16世紀末的英國和荷蘭及19世紀末的美國。19世紀末，美國工業總產量躍居世界首位，生產高速發展，產品急劇增加，國內資本和商品生產嚴重過剩，急需開拓國際貿易和海外市場。馬漢的傳世之作《海權對歷史的影響1663～1783》代表了美國社會對海權的呼聲，并把美國帶到了遼闊的海上。美國海軍界人士始終認為，美國自美西戰爭以來所取得的歷次重大戰爭勝利以及美國登上世界政治舞臺并成為世界超級大國，都應歸功于馬漢和馬漢所創立的“海權論”。

　　進入21世紀后，中國社會建設強大海權的要求變得越來越強烈，這一現象在中國古代農耕社會是不可思議的。面對中國建設海權的呼聲，某些西方國家和周邊地區對中國深懷疑懼之心，就連我們自己亦感驚詫。別人的疑懼、我們的驚詫，都來自歷史經驗和啟示，來自西方歷史上現代化轉型初期的某些現象與當下中國轉型期某些現象重合的事實，來自“依賴海洋通道的外向型經濟”召喚強大海權的千古不變的歷史定式，以及國家政治、外交、軍事等即將面向海洋的邏輯展開。

　　中國海權戰略的預設前提應該是“世界前景不確定性”，也就是說在“國際協作”和“單打獨斗”之間尋求平衡點

　　中國海權戰略的確立既受自身文明轉型的影響，同時還受世界文明轉型的影響。如今，全球經濟一體化逐漸深入、各種國際組織力量的劇增、聯合國權威不斷增強，如果世界不可逆轉地按這種趨勢發展，那么人類文明將會產生質變。弱肉強食的“叢林法則”將被拋棄，文明可能進入“永久和平”的境界。中國海權戰略的規劃最終取決于對世界文明的前景判斷。例如，目前的和平是永久性質的，抑或是暫時的？是仍然處于自古以來的戰爭與和平周期循環中，還是擺脫了這種周期？顯然，這兩個問題都無法回答。我們只能承認這樣一個基本事實：世界前景是不確定的。這個令人沮喪的事實卻正是中國未來海權戰略的理論和實踐的出發點。中國社會的文明轉型將使我們不得不從陸權走向海權，而世界文明轉型的“不確定性”促使我們要考慮選擇怎樣的海權戰略。中國海權戰略的預設前提應該是“世界前景不確定性”，也就是說在“國際協作”和“單打獨斗”之間尋求平衡點。

　　隨著中國傳統農耕文明向現代海洋文明的轉型，在同外部世界的交往過程中，在理論上和實踐上有許多亟待解決的問題，比如，如何處理同主權之外卻又涉及國家生存利益的地區的矛盾？如何使國防建設同主權之外卻涉及國家生存的安全需要相適應？如何區分以強凌弱的霸權主義同維護國家正當海外權益而使用的正當軍事威懾？如何堅持和平崛起的長遠方針、避免近現代西方國家把崛起演變成帝國主義和霸權主義運動？遠洋海軍達到怎樣的規模才能足以威懾對我海上生命線的威脅等等，這些問題都有待探討。(作者倪樂雄是上海政法學院政治學系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