既然需要大家都同意才能合起來，就叫“五合章”吧

　　不過，當這枚日后變得著名起來的印章第一次被提出來時，圍坐在一起的新老黨員普遍有一種憂慮。據譚洪卓回憶，會上他們幾乎“不約而同”有些擔心：這算不算是私刻公章？會不會違法？

　　對此，村支書譚洪勇想了想說，這只是財務章，不是行政章，只搞財務監督，與其它事務無關，“可能沒問題”。

　　散會后，譚洪勇還在想著這枚印章，晚上上了床，又從床上爬起來，用鉛筆畫了一張印章的草圖。當他后來拿著草圖找到村里的老木匠譚洪燦來刻這枚印章時，老木匠也猶豫了，問：“我搞這個是不是犯法？”

　　“可能不到犯法吧。”村支書回答，緊接著補上一句讓老木匠吃了定心丸的話：“有責任我來負。”

　　譚洪燦于是接了活，從床腳下把刻章用的工具翻出來，又找來一截梨木，劈成五瓣，一瓣一瓣開始雕刻。他喜歡刻章，不過此前只是偶爾為村民免費刻私章，對方請他喝次酒吃頓飯作為回報。這一次，這位58歲的木匠也只是在晚上干完一天的活兒后，利用空閑，戴上5元錢一副的老花鏡，坐在他的吊腳樓里，慢慢刻著這枚印章。

　　他也沒想到，自己制作的這枚印章，后來“影響這么大”。當記者們蜂擁而進這個小村寨的那些天里，他正和村里的前任支書譚洪江一起，在鄰村給人趕修吊腳樓。當村里為配合記者采訪特地找車將他倆接回村時，譚洪江心里還在嘀咕：“是不是犯錯誤了？”

　　直到接受過幾撥記者的采訪后，譚洪江仍有些拿不準。“我們現在還有懷疑，到底是好還是犯法？”這位將花白頭發梳成背頭、敞懷穿一件呢子中山裝的老支書用不大流利的普通話說，“對我們村來講好，對法理上來講我們不懂得。”

　　類似的擔心老支書30多年前就有過。據村里的老人回憶，上世紀70年代初一場火災幾乎將全村的吊腳樓燒光，緊接著次年又遭遇一場旱災，因為窮得過不下去，部分膽大的村民便開始私下里偷偷分地。鎮里派干部前來駐村糾正，并呵斥：“你們這是‘小臺灣’。”據說，譚洪江當時就因怕犯錯誤，“不敢搞”，沒有參與。

　　當譚洪燦花了近半個月時間將刻好的印章交到新任支書譚洪勇的手里后，不久村里就召開了村民大會。

　　2006年4月3日，60多個村民吃完晚飯陸續集中到村里小學一間不足20平方米的教室內。女人們把孩子也帶來了，男人們抽煙把教室弄得煙霧騰騰。這天晚上的會議內容，除了村主任宣讀鎮政府文件、分發稻種和營養液之外，便是投票選舉民主理財小組的成員。人們看到那枚印章擺在桌上。村支書譚洪勇說：“希望你們選出最信任的人來管這個章，來監督村兩委的賬。”

　　村民們趴在課桌上，在發下來的空白選票上填寫姓名，不會寫字的請人代填。很快，全村4個村民小組各自選出一名代表。而這枚印章的構想者譚洪源以支部委員身份當選。當著村民的面，5個人當場從村支書手里各自接過自己那瓣印章。

　　“也就是授權了吧。”譚洪勇后來笑著說。

　　按照最初定下的規則，5人中只要有一人不同意，村干部的票據就不能報銷。“既然需要大家都同意才能合起來，就叫‘五合章’吧。”譚洪勇說，自己最初就是這樣給這枚印章取了現在的名字。

　　生氣不生氣我們不管，給我們五合章就有這個權力

　　那天晚上，38歲的養鴨專業戶譚元煜從村支書手里接過一瓣章，揣進口袋，也“沒怎么在意”，回家把章鎖進了箱子。盡管他覺得支書會上的發言“講得好”，但還是有些“懷疑能不能用得上”。直到大約兩三個月之后，村里喊他們“管賬的”拿上章去開會。

　　事實上，此前按照上級的要求，村里早些年就成立了村民理財小組。只不過小組成員并不是村民選舉出來的，除了4個村民小組長之外，便是村干部，包括村婦聯主任。譚元煜也曾是成員之一。他說那時就是村里結賬時，把他們都叫來，幫著用算盤或者計算器算算賬。

　　“那時沒有監督和被監督的關系，他們就是跟我們一起把賬算好。”村支書譚洪勇說。他的哥哥譚洪康在一旁笑著解釋說：“我們好像是一伙的。”

　　每到年終，村里把算好的賬目用毛筆寫在大紅紙上張貼出去，一般只是寫上若干項花費的總體數目，比如辦公費、招待費。盡管每次公布，榜上會注明，如有群眾對賬目有疑問，可到村委會查驗發票，但很少有村民真的去查驗。事實上，按現任村主任譚洪康的說法，“反正已經結賬了，查不查都無所謂了”。據一位村民說，此前也確實曾有過一次村民表示要查驗發票，但是當時的村主任“不吭氣”，最后不了了之。

　　“把賬目貼出來只是通知、告知。”譚洪勇說。而一張票據能不能報銷，其實取決于村主任的簽字，“可以說是村主任說了算”。村主任的票據，則只要找村支書或者文書簽字就可以報銷。

　　所以，當譚元煜和另外4個“管賬的”吃過晚飯，第一次揣上各自的那瓣章坐到一起，村干部把票據掏出來擺在他們面前時，他們發現，情況似乎不一樣了。現在，“一張發票能不能報銷，由五合章來決定。”老木匠譚洪燦說。經過村民選舉，這位老漢也拿到了自己制作的一瓣印章。

　　每張發票，都要在5個人手里傳遞一圈，輪流看過。“我們監督每一張發票。”養鴨專業戶說，“每張發票用在哪里，我們要心里有數。”

　　在五合章第一次“辦公”之前，村支書譚洪勇說，自己其實“有些緊張”，怕有票據通不過，“那就太丟臉，太沒面子了”。不過至今他還沒有被否決的票據，因為“我辦事從來都很小心”。

　　不過他的哥哥似乎沒有這么幸運。第一張發現有問題的票據便來自這位村主任。那是去年9月譚洪康去縣里參加一個扶貧培訓會，他只在票據上寫道：“下錦屏去開培訓會花28元”。以前“條子寫到這樣就可以報了，不用再詳細”，但這一次，當它最先到達譚元煜手中時，沒能通過，而在其余4人那里，同樣沒能通過。

　　村主任解釋說，這28元，其中車費10元,買了一包煙應酬用，花了11元,吃了一頓便餐7元，因為“我愛喝點酒”，這其中2元是酒錢。

　　但他的解釋遭到質疑：開會是有伙食的，怎么還要買便餐？他再解釋，會議最后一天沒有飯了。但這卻沒法讓這5個人相信。此外，那包煙確實是用于應酬，還是他自己抽了？

　　5個人最終一致同意不予報銷。“這張票我們先留著。”養鴨專業戶對村主任說。

　　“不報算了。”村主任拿過票，當場一把撕了。“當時很生氣，”他事后說，“我去3天才花28塊錢，他們都不給我報。”

　　“當時(氣氛)是有點尷尬的。”譚元煜回憶。但老木匠譚洪燦事后卻呵呵笑著說：“生氣不生氣我們不管，給我們五合章就有這個權力。”

　　不過譚洪康從此“吃了教訓”，此后票據都盡量交待得清楚明白。據說這張票據是他至今唯一沒有被通過的一張。

　　另一張被五合章否決的票據，來自村文書譚元均。今年的一次審核中，他出示的一張16.5元票據被卡住了。票據本身寫得很清楚，注明他是去縣城為村里辦事，其中12元是來回車費，買一包煙4元。不過，當票據在5個持章人手里傳看時，有人發現，票據上注明的日期正好與文書受朋友邀請到縣城去喝喜酒是同一天。結果，毫無爭議地，5個人一致同意不予報銷。“你這是辦私事。”他們說。這一次，5個“管賬的”人，當場把這張票撕掉了。

　　還有些票據引起過質疑，比如一次上面來人，在文書家設飯招待，文書和支書將各自支付的費用分別寫成票據報銷，盡管5個人最終同意給兩人報銷，但卻提醒道，以后同一事由必須寫成一張單據。

　　“現在有了五合章，我們有權力了，5個人力量就大了。”譚元煜說。當他最初當選時，曾對一位村民表示，“這事不好當”，審得太嚴容易得罪人，審得不嚴又對不起群眾。“我們的壓力也大，”他瞪大了眼睛大聲說，“他們要是亂花錢，群眾會罵我們的，是我們給他們蓋的章。”

　　5個“管賬的”人，一個季度審核一次村干部們的票據。他們總是在晚飯后，從鎖著的箱子、柜子里，或其他隱秘的不讓家中孩子甚至老婆知道的地方，翻出各自的那一瓣印章，揣在身上。有時集中到村里小學的教室，有時集中到村委辦公室，幾乎每次都會審到夜里十一二點，然后打著手電沿著村里彎彎曲曲的小路各自回家。

　　據說，至今他們審過的票據總共有258張，其中5張沒有通過。除去村主任和文書各一張之外，其他3張經辦人都不是村干部，票據寫得不清楚。

　　這些已經通過審核的票據里，有今年4月“招待縣委陳書記到我村考察工作(支出金額)45.7元”，其中，“米酒3斤×1.7元＝5.1元，豆腐兩塊2元，豬腿3.8斤×7元＝26.6元,漠沙煙1包12元”(陳書記本人表示最終沒吃這頓飯)；有訂做生態環境警示牌花去的272元；有請人開車到鎮上拉回村辦公桌椅的車費60元；有買3斤鐵絲和1斤鐵釘花去的9元。其中最小的一筆支出，是花1元錢買了一瓶膠水。

　　在村支書譚洪勇手上，最大的一筆支出是花286元郵購了一本《最新社會主義新農村規范化建設與黨支部規范化管理實用手冊》。此前，這位退伍兵回鄉后，曾自費訂閱過《解放軍報》和《貴州日報》，他還常收看中央電視臺7套，因為可以“了解中央的情況”和致富信息。而村主任譚洪康今年花費最大的一筆賬是用860元為村里買水表。

　　所有這些通過的票據都鄭重地蓋上了五合章，盡管這些紅印章常常能看出5條明顯的縫隙。幾乎每次審核完畢，大多是由老木匠譚洪燦親自將五瓣印章合一。有時他用膠帶把五瓣章捆起來，有時用鐵絲把五瓣擰到一起。后來譚洪勇看到固定自來水管時用的鐵箍，就讓他哥哥花3元錢買了一個。現在，他們把五瓣章套進鐵箍，然后用螺絲刀將鐵箍的螺絲擰緊。

　　當5瓣印章合到一起時，中間是一顆五角星，四周刻著14個字：“平秋鎮圭葉村民主理財小組審核。”前12個字每3個成一瓣章，“審核”兩字單獨成一瓣，字體比其它字都要大。

　　譚洪勇說，當他們最初商議在印章上刻哪些字時，曾考慮不要“平秋鎮”3個字，但發現字數不合適。至于“民主”兩個字，是自然而然就有了。“要是沒有‘民主’，那還有什么意義？你也可以理財，我也可以理財，但現在是讓‘民主’來理財。”

　　什么是民主？這位村支書的理解是：“民主就是讓大家都來說話，都來監督你。發揚民主，就是讓一些人來監督你。”養鴨專業戶譚元煜說：“民主就是做事公開，費用公開，大家都知道。”而老木匠譚洪燦認為：“民主就是人民選出來的。”村主任譚洪康則說：“民主就是讓人民來作主。”

　　當然，“如果把‘民主’兩個字去掉，字數也不夠啊。”譚洪勇笑著說。

　　現在，當村里寫在大紅紙上的賬目貼出來時，盡管仍然只列出幾項花費的總體數目，但57歲的村民楊玉炎說：“公布出來的都是蓋過五合章的，就是正確的。”說這話時他正坐在村小學旁邊靠著一座吊腳樓的壁板在閑聊。在他看來，這5個人，能代表全村村民管“村里錢的出進”。“我們選出來的，我們放心。”挨著他坐的76歲的村民彭榮榜用艱澀的普通話說，“個人包辦不行，兩個人也不行。兩個搞的事情都不相信，5個就相信。”

　　這5個人監督村干部們把村里的支出寫得清楚明白，比如招待費，買了幾斤肉，喝了幾瓶酒，都要一一寫明。他們還會求證是否確實有過這樣的支出，據說有時甚至翻開村里的日志，看看票據上寫的日期是否有領導來過村里。

　　但是，譚元煜也承認，他們的監督“不可能精確到一分一厘”，比如多報一斤肉、多寫一瓶酒等等也是有可能的。不過，他還是認為，“現在比原來好得多”，“這章可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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