流動人口，通常指為就業、生活，離開其戶籍地或法律意義的住所地的人口。中國的封閉在開放的瞬間被打破，離開土地的農民或蹣跚獨行，或仨倆結伴，或成群結隊，或扶老攜幼從窮鄉僻壤走出來，涌向都市，涌向沿海，涌向每一個他們認為能給他們帶來機會和希望的地方：開機器、蓋大樓、掙大錢，換個活法！這是一幅極為壯闊的遷徙畫卷。這畫卷中，跳動著無數個傳奇和故事，平淡的、慘烈的、屈辱的和奮進的，這些傳奇和故事改變著流動者的命運，勞作為活著，也為活得更好，青春在勞作中流淌，當勞動不再僅是謀生的手段，流動的勞動者完成了城市化進程中無人可替代的歷史作用。

　　我不知道 “三險”跟我有什么關系

　　在北京東直門萊福斯廣場的工地上，呂伯成放下手里的掃帚，抬頭望望22層高的大樓，這座平地而起的大樓是他和200名建筑工人在長達一年的時間里親手建起來的。眼下快竣工了，過不了多久他們會去新工地建新的大樓。

　　呂伯成今年52歲了，家在江西省九江市德安縣鄉下，老家有妻子兒女，出來前以種稻谷棉花為生。他說，4年前離家打工，出來前就盤算過，一要錢能拿上，二要身體受得了，轉眼4年過去，一切還好。他先在南方，來北京也就一年。

　　他說，北京好，雨水少，做工的日子多，這兒都是包工，啥時干完啥時下工，有人技術好，下午三四點鐘就回工棚了。在北京，公司每月發給每人100元零花錢，遇有特殊情況需要借錢，可以申請，額度不能超過全年兌現工錢的總數。去年他揣了1萬元帶回家。

　　在南方打工時，雨水多，尤其上半年常下雨，雨大得出不了工時，就歇了，但老板不發錢。老呂到過的建筑隊都是一年一結賬，不拖欠。不論南方北方工地，他的工錢每年平均下來也就是每月千元。北京這家建筑公司是江蘇的，住簡易樓式的工棚，冬天有暖氣，工地有食堂，用飯票吃飯，年終發工錢時要扣除飯費，他每月需用350元至400元飯費。老呂被指定做衛生，負責打掃工地、食堂、廁所，每天工作9小時，他不愿干這活計，因為干這活兒掙錢少，可“領導”就讓他干這個，只好服從。在別的工地，他做過雜工。問什么是雜工，他說，就是機械化達不到的地方，工人要挖填土方、運送建筑材料。

　　記者問，這把年紀才出來做工，為啥不早些出來呢？

　　老呂說，為給兒子成家，26歲的兒子娶了媳婦，他成就了家里的這件大事，才出來掙錢，老伴兒和兒子在家里種田。他掙錢可不是為了要出生的孫子或孫女，是為自己和老伴兒養老。他說，掙的錢不給兒子，他們日子才有機會。

　　做工萬一出了工傷咋辦？他說，這4年里，他工作過的地方還沒有遇到過這樣的事兒。萊福斯廣場工地對面有家建筑公司發生了一起工人意外工傷的事，他聽人說，那家建筑公司的老板出錢，按照傷殘等級補助擺平了。到底發生工傷后有哪些補助事項和補償的具體數額？老呂說自己不知道上面是怎么規定的。

　　問老呂是否知道對農民工的社會保障，比如，工傷保險、醫療保險、養老保險、失業保險辦了沒有？他說家鄉宣傳過這事，但他沒記住，也沒關心，他不知道這些保險跟他往后的日子有什么關系。

　　不給工錢 我決不饒過黑心老板

　　記者是在去浙江省平湖市的路上見到趙仕艷的。那時，他正在中埭路段一家工地上做工。一身破衣服，一臉滄桑，手很大，握著鋼筋要切斷。

　　他說自己是四川綿陽人，家在一個小小的鎮子上，分責任田那年，他就種田，麥子、水稻、玉米、花生什么都種過，只是家里的地太少，就二畝不夠種，才出來打工。問他什么時候離開家的？他說有十來年了。青海、新疆、廣東都去過，青海、新疆風沙大，不好活，就去了廣東，可廣東社會有點復雜，消費水平又高，剩不下錢，他才來了浙江。問他干過多少個工程？他說記不清了，一個工程干三四個月，干了十來年，誰還記得干了多少個工程？總是這個工程完了再找一個，有時沒干完老板不厚道，自己也會走的。

　　來到平湖七八年了，這兒的人好，氣候也好，就留下了，把老婆孩子一起從綿陽接來了，老婆在藝浦鎮上的一個日資廠里打工，一個月能掙個一千四五百元，孩子已經上到小學六年級，調皮得很，每天總要五十幾元零花錢，鬼知道他怎么花！家里三口人，每月的開銷怎么也要一千五，租房還要兩百多，加上三百煙酒錢，正好是他的工錢。

　　中午都是自己帶上米和菜在工地上做著吃，老板不管飯，工錢一天80元，月月清，工地上的活，干一天有一天，下雨歇工，沒錢。一天要干十來個小時，反正他有力氣，比當地人能掙。他在這沒入社保，養老保險在家里入的，他把錢寄回家，爹媽給他交。六年前，家里就蓋了新房，是個二層小樓，底層是鋪面房，頂層是三室一廳，當年氣派得很，現在一般般了。蓋房的錢就是打工掙下的，不多也就四五萬元。

　　問他有沒有被拖欠過薪水？他說從沒有過，要是誰不給他工錢，他決不能饒過黑心的老板！說這話時，夕陽撒在他的臉上，一臉的豪氣。

　　問他過年回家不？他說不回。等兒子念完了初中，全家回！現在家鄉也發展了，不少浙江人在那兒做生意，兒子回家讀高中，那個時候再想想自己做點什么？現在想也沒用，不是么？他問記者。

　　只要自尊 別人就輕賤不了我們

　　周婷亞離開長江邊上的那個叫豐都的小城時，只有16歲。念了初中，她說什么也念不下去了，因為他爸爸為給她添個小弟弟，辭掉了工作，家里那一畝山地無論如何也難養爺娘老子和他們姐弟四人。

　　為掙錢，為幫爹媽，她和一個同鄉搭上東下的江輪一路漂到南京的，當天又乘火車來到了無錫城里這家很有點規模的餐館。沒有歇息，當天就做了服務員，一天5元，管吃住，一個月下來一天不歇也就150元。那年是1993年。

　　活兒熬人，除了做衛生刷碗筷，就是端盤子，端盤子有講究，手怎么托，菜從哪個口走，還有倒酒，先誰后誰，錯了，客人要給你白眼，此外就是站在一邊看那些男男女女們喝來吃去。那會兒她小，帶來的辣子吃完了就想家想媽，想憑啥本地人就可以對她們這樣呼來喝去，想歸想，還得老老實實地上班。第二個月，工錢漲到300元，老板說，好好干，還給你加工錢。她那時年輕，除了想掙錢，還想找個能說個話、給自己壯壯膽的人。沒多少日子，她看上了當大廚的同鄉，于是兩個人的戀愛就在這“你燒菜，我端盤”的循環往復中發展、壯大、成熟。

　　戀愛是快樂的，可工錢總不漲她就不快樂了，男友先走了，換了個小店，老板每月給開2500元。她咬咬牙也走了，可只干了一年多，她又回來了。她說，那店老板的工錢雖多給了幾個，卻不尊重人，來了有錢有勢的客人就讓她陪酒，她不干，自己雖沒幾個錢，卻有尊嚴，尊嚴是錢買不來的。忍了幾次，終于有次沒忍住，沒輪上老板炒她，她把老板炒了！只要自己自尊自愛，誰也輕賤不了你！她又回到當初的餐館。

　　1998年當她的工錢漲到600元時，倆人結了婚，第二年有了個兒子。她只歇了一個多月就上班了，孩子由她雇的保姆帶，她掙的錢付完保姆的工錢也就剩下一二百元。沒法子，誰叫她不會帶孩子。

　　此后，她還真覺得跳槽沒多大意思了，哪的老板都一樣，都沒把她這個外來妹和本地小妹一樣看。餐館給本地小妹都上了社會保險，可沒給她們這些外來妹上，弄得一同來的姐妹都走了，就剩下她一個。還有那些領班，沒一個是外來妹，都是本地的，她就想不明白，她干了這么多年，哪點兒業務不如來了就當領班的本地人。她不走是因為她覺得老板還行，不那么過分，只要下了班，不干涉她們的。她就又打了一份工，給一家有錢人做小時工，拖拖地，擦擦窗，抹抹桌子，曬曬被子，一個月下來能掙600元。

　　她說，這十來年，她還真悟出些道理，要是讓她再活一回，她會好好念書的。讀書好，能懂道理，懂了道理就能待人寬容，就能遇上事多為別人想想，誰有個難處，就該伸把手。就是給人做小時工，她也萌生了改變自己命運的想法：服務員吃的是青春飯，再過幾年，歲數大了，就是老板不炒她，她也干不動了，所以現在有空讀讀家政方面的書，做做準備，她想再攢上幾年錢，湊個四五萬元，回家鄉的小城開個家政公司，肯定能活出點兒滋味。

　　做個小販 我被“城管”追得滿街跑

　　34歲的朱迪華生命的一半在流動中，17歲那年一頭撞進深圳，6年后又去了湛江，在韶山關當過兩年包工頭后，來杭州打零工，眼下他和老婆在杭州市一個叫瓜山的社區做水果販子，生意還過得去。

　　朱迪華的老家在湘西一個叫雙峰的小縣里，祖祖輩輩都是赤腳的農民，他上過一年初中，家里窮就不念了。17歲的那年，有個去過深圳的朋友回來和他說，深圳好，錢好掙哩！朱迪華的漂泊就從朋友的那句話開始了。

　　擠了幾天火車，朱迪華到了深圳，真長了見識，小樓也比縣上的大樓高出許多，街上明晃晃，白天黑夜都是人，不像家鄉天一黑，人就都睡下了。朱迪華在深圳找到的掙錢營生是賣小籮，一種居家過日子用的篩面的家什，賣了三年小籮，他掙到的錢把家里的土磚老屋變成了紅磚水泥造的大屋，三個兄弟一人一間，老爹老媽說的那句話，讓他現在想起來都感動：還是老二有出息！這還不算，他還給自己娶了一個在周邊村子里都說得過去的媳婦，只是第二年生兒子沒夠上法定婚齡，被罰了3000元。可說這事時，他臉上分明漾溢著幸福。

　　做小販不苦，但熬人，沒人買，心急，人來了，討價還價，心煩，一出來就是一天，有時候真沒人買。但更不痛快的是朱迪華做小販時，常要被“城管”和“工商”們追得滿街跑，他也被逮著過幾回，小籮都被沒收了，還罰錢，心痛歸心痛，生意還要做！一個小籮本錢不過幾角，卻能賣四五塊，只要接著干，就能掙回來！

　　和媳婦又賣了三年小籮后，夫妻倆去了湛江，這回不光賣小籮，還賣小鍋、小桶和他能想得起來的小雜貨。掙下些錢后，他又去韶關當了兩年中國最小的包工頭，給韶關的一個水電站做工，伙計是他從家鄉帶出來的五六個表親。

　　他說，他們連他還不如，他好歹識些字，那幾個表親身上除了一把子力氣，啥也沒有。那兩年，他上面的大包工頭還真沒拖欠過他工錢。他說，這是因為他在包工前，考查過上家的經濟能力和信譽。他看過他的真身份證、房產證，他要賴他們的錢，他就去法院告他！因為朱迪華有個表叔是當地法院的，能給他出主意，不會讓他吃虧。

　　朱迪華是6年前來的杭州，韶關的工程完了，有個朋友說，杭州也行，地方美，錢好掙。來杭州后，先做零工，砌大樓，一天50塊，天天結，沒吃虧。錢掙下了，開個小店，把在廣東打工的老婆叫來一起賣水果。

　　問朱迪華，對這個城市有沒有認同感？他說，他只是半個杭州人，因為他的根還在湘西，那兒有他的父母和已經12歲的孩子。

　　夫婦倆一個月的飯錢三百元就夠了。他說節儉是為了攢錢，將來買個樓，把爹娘也接來，可他也知道杭州的房價高，所以買房子還是他的夢。

　　背景資料：我國流動人口總量已達1.4億人

　　年齡主要集中在16至40歲

　　農民工構成流動人口主體

　　多數從事建筑裝修制造業

　　流動人口是我國現行戶籍制度下相對一地戶籍人口而產生的概念。流動人口大量出現是改革開放以來伴隨著工業化、城鎮化進程而必然產生的社會現象，也是我國社會發展與進步的重要體現。流動人口管理的主要對象是外出務工經商人員，其中絕大部分是從農村轉移出來的富余勞動力。

　　進入新世紀，特別是黨的十六大以來，黨和國家統籌城鄉發展，對農民外出務工采取了積極引導政策，流動人口進入一個新的發展時期。目前我國流動人口總量已從改革開放初期不足200萬人增加到1.4億人，占全國人口的十分之一，而且每年以600至800萬人的速度在增長，流動人口大量涌入東部地區和大中城市，為這些地方的經濟建設作出了巨大貢獻，但也加劇了這些地方人口與資源環境的緊張狀況，增加了社會管理和社會服務的壓力。

　　由于盲目無序流動、就業無著，使一部分流動人口為生計走上違法犯罪道路。目前刑事案件高發，其中侵財性案件占70至80%，多數是流動人口所為。

　　據調查顯示，在現有流動人口中，年齡主要集中在16至40歲之間，其中不少還是第一代“民工潮”的子女。從身份構成看，農民工構成流動人口的主體，主要集中在從事體力型職業上，多數是建筑、裝修、制造行業，其中文化程度在初中以下的占80%以上，未接受過培訓的占70%以上。這些流動人口大多分布在城鄉接合部或者“城中村”，形成低層次經濟圈和生活鏈。近年來，流動人口舉家遷居城市或在城市長期定居的比重越來越大，其中相當一部分人已經成為流入地的“新居民”。

　　由于農村富余勞動力大量存在，城鄉差距仍然較大，區域發展不平衡，隨著國家相關政策的調整，特別是工業化和城鎮化的發展，在今后一個時期，我國流動人口總量仍將持續增長并維持在較高水平。據有關專家測算，從現在到2015年，農村至少還將有2.5億人口轉移到城鎮，屆時流動人口有可能突破4億人。

　　記者 張亦嶸 杜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