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應凱折下一根渾身長著刺的樹枝，十幾粒米粒大小的紅色果實點綴其間。這種名為沙棘的植物原本只在草原荒漠地帶自生自滅，現在卻成為了內蒙古準格爾旗農民的一大收入來源。

　　每年從貧瘠的土地上采摘這種野生漿果，再賣給當地的沙棘食品公司制成醬油或者醋，王應凱一家能從中收入數千元。對于這個西部縣級行政地區的農民來說，算是一個不小的數字。

　　王應凱只是準格爾旗沙棘生態減沙項目區數千戶農民的一個縮影。從1999年開始，準格爾旗在沙圪堵、薛家灣等旗下五個鄉鎮54個村全面實施砒砂巖沙棘生態減沙項目，規模化種植沙棘上百萬畝，并興辦開發沙棘系列果品飲料加工企業。

　　在作為一種經濟作物使農民獲得收益的同時，作為一種防沙治沙的品種，沙棘、沙柳等植被也在潛移默化地改造著準格爾旗。根據最新的統計數據，準格爾旗的荒漠化土地334萬畝，比1999年減少128萬畝；沙化土地237萬畝，比1999年減少96萬畝。

　　沙棘項目，正是準格爾旗乃至整個內蒙古正在興起的“第六次產業革命”的一部分。

　　錢學森的40封信

　　1984年，時任《內蒙古日報》科學副刊責任編輯的郝誠之鼓起勇氣給錢學森寫了一封約稿信，令他沒想到的是，半個月后錢學森應約寫來專論：《草原、草業和新技術革命》。

　　錢學森在信中說：內蒙古13億畝草場的產值平均只有0.20元，這太低了。原因是轉化得不夠，新技術用得不夠，沒有系統工程的思想。

　　他舉例：草原的草養肥了牛，牛的乳、肉、皮、臟器、骨頭都轉化增值了，但把牛糞浪費了。現代科技告訴我們：牛糞可以養蚯蚓，蚯蚓可以喂雞，雞糞可以養魚，魚又可以分層，魚塘的水在密閉的水泥池子中加上青草可以生產沼氣，沼氣可以照明、發電。

　　從1983年至1999年16年間，錢學森關于“第六次產業革命”的通信計186封。其中涉及沙草產業內容的就有47封，包括同國家領導人、知名專家、部門領導、科研人員、基層同志和編輯記者的通信。

　　全國政協常委、民族宗教委員會蒙古族副主任、內蒙古自治區沙產業、草產業協會會長夏日對《第一財經日報》表示，早年在內蒙古戈壁研發火箭的經歷，給了錢學森思考沙漠產業的靈感。

　　戈壁極端惡劣的自然條件和環境，以及人們貧困艱辛的生活，給他留下了深刻印象。但他同時在這里也發現，戈壁、大漠并不像外人所形容的那樣，是寸草不生的死亡之海。

　　在茫茫的戈壁和大漠中也有耐干旱、抗風沙、耐鹽堿的植物頑強地生長著。有些植物如沙棘、甘草等，還有很高的藥用和經濟價值，再比如駱駝，奔馳的黃羊，也給戈壁、大漠注入了生命的活力。

　　錢學森曾經超前地預言：“我們將要迎接信息產業革命。”信息產業革命之后，又將有怎樣的未來？對此，錢學森的預言是：接替信息產業革命的第六次產業革命，將是以生物技術為中心的知識農業。

　　1984年5月，錢學森應中國農科院之邀在該院科技委員會作了一次學術講演，首次提出了第六次產業革命的理念和沙產業的構想。在他的設想中，沙產業、草產業和農業、林業、海業共同構成第六次產業革命的重要內容。錢學森認為：“用100年時間來完成這個革命，現在只是開始，沙漠地區可以創造上千億元的產值。”

　　錢學森在其后有關信件中指出，草產業是“以草原為基礎，利用日光，通過生物，創造財富的產業”。沙產業是用系統思想、整體觀念、科技成果、產業鏈條、市場運作、文化對接來經營管理沙漠資源，實現“沙漠增綠、農牧民增收、企業增效”的良性循環的新型產業。

　　治沙思維之變：

　　從楊樹到沙棘

　　從三北防護林到退耕還林、退草還林，中國的治沙之路已經走了數十年。

　　國家“沙漠化”973項目《中國沙漠與沙漠化》報告顯示，近年我國生態破壞和環境污染造成的經濟損失值約占GDP的14%。

　　國家防沙治沙辦副主任王信建日前在內蒙古首屆中國生態小康論壇上表示，中國的沙化面積實現逆轉，2005年中國沙化土地面積由上世紀末年均擴展3436平方公里，轉變為年均減少1283平方公里。這也是自新中國成立以來首次逆轉。

　　但是中國治沙形勢仍然嚴峻，據王信建提供的數據，目前我國的荒漠化面積是262萬平方公里，沙化面積是174萬平方公里，當然中間有交叉的，是世界上荒漠化和沙化、沙害最嚴重的國家之一。沙化面積中120萬平方公里是不可治理的原生態沙漠，其中50余萬平方公里是人為造成的可治理的沙漠。

　　在治沙形勢逆轉的背后，中國的治沙工程經歷了治沙模式和思維的更替和演進。

　　中國工程院院士沈國舫對記者表示，過去在治沙過程中出現了一些偏差。由于森林是高大密閉的植被，生態功能較強，容易受到關注。因此曾經出現過在不適合森林生長的干旱、半干旱地區大面積造喬木林的現象。

　　沈國舫說，喬木林尤其是像速生楊樹林那類的喬木林，對水分要求較高，消耗水分也較多，不合理的造林會造成不良后果：要么是樹木長不起來，長成“小老頭”；要么是耗水太多，使地下水位顯著下降，反過來使自然植被退化。

　　鄂爾多斯副市長白玉嶺對此也深有感觸。他表示，在原有的治理模式下，到了上世紀末的時候，鄂爾多斯的生態建設仍然擺脫不了治理、惡化，再治理、再惡化這樣一種惡性循環，治理的速度仍然趕不上退化的速度。從1998年秋季開始，連續三年遭遇百年不遇的旱災。

　　“到了2000年的時候，鄂爾多斯的生態環境已經到了非常危急的邊沿。當時全市的森林覆蓋率不到30%，基本上可以用黃沙漫漫這樣的詞語來形容。”白玉嶺說。

　　內蒙古沙產業協會一位不愿意透露姓名的工作人員對記者表示，在過去，樹林造得越多，土地沙化得越厲害。所以才會出現年年造林、沙化面積年年擴大的現象。

　　白玉嶺表示：“產生這樣一種生態現象的背后，除了氣候變化的原因以外，它的問題是我們人類的生產活動造成了生態環境的變化，所以要想使生態環境得到改善，要走一條路。這條路如果簡單地講就是四個字，尊重規律，尊重自然和經濟規律。”

　　“2006年我們總結過一句很土的話：人總要吃飯。生態效益的追求是政府的目標，老百姓追求的是經濟效益的提高，這兩點如果不結合，生態建設將是無源之水。”白玉嶺說。

　　將沙漠治理產業化，治沙者們開始想起了錢學森的第六次產業革命理論。

　　對于王應凱來說，從1999年開始的一個變化是，自從準格爾旗沙棘果醬油廠和醋廠辦起來之后，更多的人開始種植沙棘了。

　　事實上，治沙非常有效的品種——沙柳的一個特點是，長滿三年之后必須收割，才能繼續生長得更茂盛。之前因為除了當柴燒沒有收益，無人平茬，很多人工種植的沙柳因此死去。如今，當一個以沙柳為原材料的造紙廠建立起來之后，準格爾的鄰旗達拉特旗的沙柳種植面積開始迅速擴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