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大抗大，越抗越大！”

　　“黃河之濱，集合著一群中華民族優秀的子孫，人類解放，救國的責任，全靠我們自己來擔承……”這首耳熟能詳的《抗日軍政大學校歌》，盡管歲月已整整流逝了70年，但永恒的旋律始終在國防大學一屆又一屆學員心中激蕩。

　　1936年6月1日，在中華民族救亡圖存的危急關頭，中國人民抗日紅軍大學成立。毛澤東親自參加了在陜北瓦窯堡舉行的開學典禮。

　　1937年1月20日，隨著西安事變的和平解決，為適應我軍準備直接對日作戰的需要，培養干部，造就人才，迎接偉大抗日民族解放戰爭的到來，“中國人民抗日紅軍大學”改稱為“中國人民抗日軍事政治大學”，簡稱“抗大”。

　　毛澤東兼任抗大教育委員會主席，親自為抗大制定了“堅定正確的政治方向，艱苦樸素的工作作風，靈活機動的戰略戰術”的教育方針和“團結、緊張、嚴肅、活潑”的校訓。

　　毛澤東非常關心抗大建設，經常深入抗大視察、講課或作報告。據不完全統計，毛澤東到抗大講課達30多次。著名的《實踐論》、《矛盾論》就是在抗大演講《辯證法唯物論》的基礎上形成的。《毛澤東選集》中的名篇《中國革命戰爭的戰略問題》等都是抗大的必讀教材。

　　從1936年6月抗大成立到1945年9月抗日戰爭結束，在極其困難的條件下，抗大堅持辦學，并不斷發展壯大，相繼創辦了14所抗大分校，培養出10多萬名優秀的軍政干部。所以，時任“抗大”副校長羅瑞卿在一次開學典禮上曾興奮地說：“抗大抗大，越抗越大！”

　　對于這所培養抗日火種的學校，日軍視為眼中釘、肉中刺。侵華日酋岡村寧次聲稱：寧可拿20個日本兵換一個抗大學生；用50個日本兵換一個抗大干部。

　　抗大的應時而生，推動了我軍院校建設史上又一次重大教育轉變，為奪取抗日戰爭的最終勝利，實現中華民族的徹底解放做出了彪炳史冊的巨大貢獻。

　　毛澤東這樣說過：“抗大為什么全國聞名、全世界聞名，就是因為它比較其他的軍事院校最革命、最進步，最能為民族解放與社會解放而斗爭……”

　　鄧小平曾高度贊譽抗大：“成為建設抗日軍隊的火車頭，成為軍事政治科學的領導者。”

　　前輩們在治學辦校中形成的光榮傳統，而今在國防大學得以傳承和光大。在國防大學首屆黨代會上，正式把抗大的教育方針、校訓與校歌定為國防大學的校訓、校歌。

　　今天，雖然國防大學一幢幢現代化的教學大樓代替了昔日一排排窯洞。但紅大、抗大所形成的優良傳統，依舊煥發著奪目的光彩。所有到這里學習的將校學員都按“普通一兵、普通黨員、普通學員”的標準要求自己，從一日生活制度到內務管理，從軍容風紀到出操上課，一切按條令條例辦事……

　　虎踞鐘山向未來

　　1998年歲首，由南京軍區政治部創作的話劇《虎踞鐘山》風靡京城，享譽全國。它真實地再現了國防大學前身——軍事學院廣大教研人員忠誠黨的軍事教育事業的感人事跡。

　　進入解放戰爭時期，抗大總校及分校遵照黨中央、中央軍委的部署，相繼改建為戰略區軍事政治大學。分別于1946年11月成立的華東軍事政治大學，1948年5月成立的華北軍政大學，1949年7月成立的華東軍區軍事政治大學，這3所大學的成立，擔負起投身解放戰爭，加速人才培養的光榮使命，在3年的時間里，為前線部隊輸送了6萬多名干部。

　　新中國成立后，為建設現代化、正規化的革命軍隊，培養中高級指揮員，中央軍委決定，加速院校建設，以戰爭年代創辦的學校為基礎，改建新建適應現代戰爭需要的各類軍事院校。以華東軍區軍事政治大學、華北軍事政治大學為基礎，1951年1月在南京組建了軍事學院。以后，又在北京先后組建了政治學院和高等軍事學院。

　　1950年3月10日，代總參謀長聶榮臻向毛主席呈送了《關于軍委機關及軍事院校建設問題》，以便“儲備與深造高級干部”。同年7月，政務院總理、軍委副主席周恩來主持軍委會議，專題研究軍隊院校的建設問題，進一步明確了在改建院校的同時，全軍首先創辦一所中高級干部的綜合性陸軍大學。

　　時任西南軍政委員會主席兼第二野戰軍司令員的劉伯承聞訊后，向黨中央表示：“戰爭已經結束，我年齡大了，還是讓我去辦學校吧！”同年10月22日，毛澤東急電劉伯承“速來京主持籌建陸大。”

　　周恩來先后3次召集劉伯承等人開會，傳達毛澤東對籌辦陸軍大學的指示，磋商籌建事宜，并綜合劉伯承建議，為了方便學校今后增設海軍系和空軍系，將原擬陸軍大學的校名正式定名為軍事學院，地址選定南京。得到毛澤東批準后，11月21日，劉伯承抵達南京，迅速投入緊張的建校和教學任務工作。30日，中央軍委正式任命時年59歲的劉伯承為軍事學院院長。

　　1951年1月15日，軍事學院隆重舉行成立大會暨開學典禮。毛澤東親筆題詞：“努力學習，保衛國防。”

　　劉伯承為什么對辦軍校情有獨鐘，劉伯承的女兒劉彌群深情地說：“我覺得這完全是父親的世界觀和人生觀所決定的。一方面在父親年輕的時候，就有當兵救國的思想。另一方面通過父親的軍事生涯，體悟到‘治軍先治校’的道理。他是自己主動提出來從事軍事教育事業的。他一上任就親自抓教學，親自講課，為準備集團軍戰役這一課，他用了18天時間，寫講稿就達37000多字。當時他已年屆花甲，一只眼睛在豐都戰役失去了，僅用另一只眼睛寫稿。”

　　軍事學院成立后，當務之急是教材建設。劉伯承堅持把教材建設作為“重工業”來抓。在前蘇聯軍事顧問的幫助下，學院編寫了合同戰斗原則及營、團、師、軍、集團軍等全套戰役戰術教材，以及戰史、地形、兵種技術、政治等教材。

　　培養軍官是最重要最艱巨的戰爭準備。為使教學更加貼近實際，劉伯承先后組織40多次軍事演習。其中影響最大的是1954年11月17日至30日，在山東半島舉行的“集團軍進攻轉海岸防御首長-司令部演習”。彭德懷、劉伯承親自參加指揮了地域寬30公里，縱深300多公里的演習。參演部隊有步兵、工兵、炮兵、裝甲兵、通信兵，還有海軍、空軍，參演人數達8000多人。

　　1954年7月1日，軍事學院向軍委請示開辦戰役系，經黨中央批準，戰役系招收52名兵團以上高級將領入學，時間為3年，這在我軍指揮院校史上是首次。年齡最大者50歲，最小者40歲，1955年被授予上將軍銜5人、中將軍銜22人、少將軍銜25人。1957年7月全部通過畢業考試，獲得畢業文憑。

　　軍事學院從嚴治學，建立了嚴格的入學考試制度。考試由專門的考試委員會負責。學年考試不及格，不能升級，不能參加畢業考試。朱德和軍委領導還主持過基本系第一期的國家考試。學員稱它為“三堂會審”。學院從首期開學到1956年春，退回不符合條件的學生328名，占招生總數的8.7%。1969年2月，軍事學院因故被撤銷。在18年的歷程中，共培養干部10000多名，為我軍建設做出了重要貢獻。

　　毛澤東把軍事學院的建立稱之為“標志著中國人民建軍史上偉大轉變之一”。

　　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勝利召開以后，經過撥亂反正，軍隊院校迎來了大發展的春天。1977年11月，中央軍委決定撤銷軍政大學，恢復軍事學院、政治學院和后勤學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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