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是一起案情十分簡單的刑事案件。”當田傳蘭涉嫌非法制造爆炸物一案的案卷擺到山東省滕州市人民檢察院主訴檢察官黃靜辦公桌上的時候，給她的第一感覺是這樣。

　　然而，憑著女性特有的敏感、細膩和十多年的公訴工作經歷，她又看出了這起簡單案件背后的“不簡單”。

　　典型樣本

　　一份量刑建議挽救了一個家庭

　　田傳蘭是山東省滕州市羊莊鎮西南宿村一位普通的農村婦女，丈夫因病失去勞動能力，3個女兒都在讀中學。為了供孩子們上學，田傳蘭家早已四壁空空，還欠下了不少債務。正當她為錢的事一籌莫展的時候，一個專賣生產鞭炮炸藥原料的外鄉人來到了村里。在外鄉人的一番說教下，田傳蘭用僅有的二百多元錢購買了原料，打算做鞭炮掙點錢。

　　不久后，當地派出所民警根據群眾舉報，在田傳蘭家查獲火藥共計19575克。

　　此案案情簡單，證據充分，田傳蘭的供述、證人證言、公安機關出警說明、案件偵破說明、刑事科學鑒定書，所有的證據都指向一個事實：田傳蘭非法制造爆炸物達19575克。

　　根據刑法的有關規定，田傳蘭將面臨10年以上的有期徒刑。

　　對這樣一個本已不堪重負的家庭來說，作為家中頂梁柱的田傳蘭要入獄服刑10年，無疑是一場滅頂之災。沒有勞動能力的丈夫、正讀中學的3個女兒將失去他們惟一的生活依靠，他們怎樣面對今后的生活呢？黃靜陷入了深深的思索之中。

　　最高人民法院的一則“通知”，讓黃靜看到了圓滿處理此案的曙光。這份《最高人民法院對執行〈關于審理非法制造、買賣、運輸槍支、彈藥、爆炸物等刑事案件具體應用法律若干問題的解釋〉有關問題的通知》稱，“行為人確因生產、生活所需而非法制造、買賣、運輸槍支、彈藥、爆炸物，沒有造成嚴重社會危害，經教育確有悔改表現的，可依法免除或者從輕處罰”。

　　黃靜和助手驅車三十余公里找到了田傳蘭所在的山村。經檢察官說服教育，田傳蘭對自己的行為悔恨不已。檢察官還走訪了村委會和田傳蘭的鄰居，制作了詢問筆錄，提取了第一手的材料。村民紛紛證實田傳蘭一家生活貧困，造鞭炮確因生活所迫。

　　隨后，滕州市檢察院依法以田傳蘭涉嫌非法制造爆炸物罪提起公訴。

　　在法庭上，公訴人在出示了田傳蘭涉嫌非法制造爆炸物罪的證據后，又出示了其可以免予處罰的證據，建議法庭依法對其免予刑事處罰。前不久，法院采納了公訴人的建議，依法判決田傳蘭犯非法制造爆炸物罪，決定免予刑事處罰。

　　這一事件被當地人稱為“一份量刑建議挽救了一個家庭”。

　　改革歷程

　　八年前基層醞釀兩年前最高檢推行

　　據業內人士介紹，量刑建議制度是在實踐中醞釀并試行的。

　　1996年刑事訴訟法修改，其中第一百六十條規定，經審判長許可，公訴人、當事人、辯護人、訴訟代理人可以對證據和案件情況發表意見并且可以互相辯論。這被業內看作是量刑建議的理論基礎。此后，部分基層檢察院開始嘗試開展量刑建議改革。

　　1999年，北京市東城區人民檢察院開始試行“公訴人當庭發表量刑意見”，并在2000年初確定為公訴改革的課題之一；北京市豐臺區人民檢察院在部分案件中試行量刑建議的改革，以證據開示為前提，對公安機關偵查的案件、可能判處三年以下有期徒刑的案件以及普通程序簡化審的案件，提出量刑建議。另外，浙江省瑞安市人民檢察院、江蘇省常州市人民檢察院等都進行了相關改革。

　　有些司法機關還出臺了具體規范。四川省郫縣人民檢察院制定了《量刑建議制度的操作規程》，明確對兩種案件提出量刑建議：一是被告人對公訴機關指控的罪名以及犯罪事實無異議的案件；二是被告人具有自首、立功、累犯等法定量刑情節的案件。在河北省石家莊市長安區出現了全國首例未成年人刑事案件庭審中的“辯訴雙方定罪、量刑參與”程序，長安區人民檢察院和長安區人民法院為此聯合制定了《關于審理未成年人刑事案件拓展“法庭教育”的規則》。這一規則最大的突破是：公訴人、辯護人可以對案件如何定罪、如何量刑、量刑的具體幅度發表建議和請求。

　　2005年7月，最高人民檢察院正式下發《人民檢察院量刑建議試點工作實施意見》，量刑建議制度作為刑事訴訟程序改革的一項重要內容，正式在全國各地檢察院推行。

　　如今，作為量刑建議制度發源地的北京，已經開始了第二批“量刑建議”試點，試點范圍從區級檢察院向市級檢察院擴展。

　　上海市各級檢察機關是從2003年開始全面實行量刑建議制度的，至今，檢察機關發表量刑意見的案件越來越多、范圍越來越廣，從最初對簡易程序案件提出量刑意見，發展到現在的普通程序簡化審案件、未成年人犯罪案件以及其他事實定性無爭議的案件。上海市人民檢察院相關負責人向記者透露：“從已統計的數字來看，70%的量刑建議被各級法院采納。”

　　曾引爭議

　　量刑建議權會否干擾法官裁判權

　　意料之中，量刑建議權從一開始就引發了激烈的爭論。實務部門人士在解釋初衷時稱，賦予檢察官量刑建議權是為了提高公訴人的控訴水平，準確地行使審判監督權，更好地完成檢察權的使命。但學界對此的反應卻莫衷一是，反對意見的主要理由在于，公訴方的量刑建議權可能會干擾法官的裁判權。

　　“量刑建議權可以看作是公訴權的一部分，量刑建議是尋找公訴權與裁量權連接點的有益探索，它增強了公訴人的責任感。”最高人民檢察院公訴廳副廳長彭東在接受記者采訪時表示，“公訴人在案件公開審理時發表量刑建議，使控辯雙方甚至旁聽群眾對被告人的量刑有一個大致的輪廓，為法官量刑提供一個極具價值的參考，更有利于法官公正裁判。”

　　“當然，公訴人發表具體的量刑建議本身并不能直接作為法官量刑的根據，法官也沒有義務必須接受量刑建議，但量刑建議實際上相當于在法庭審理過程中增加了一個公開的量刑聽證過程，量刑雖然是法官行使的權力，但絕不能不聽取控辯雙方的任何意見而隨意裁量，因此量刑建議制度能使法官置于量刑監督之下，從而在一定程度上提高量刑裁判的透明度和可預測性，而透明度本身是程序公開的重要內容之一。”彭東說。

　　一個難題

　　如何減少量刑偏差和量刑失衡

　　作為一項正在不斷推進的制度創新，量刑建議遇到了一個繞不過去的難題，那就是———如何規范量刑，減少量刑偏差和量刑失衡。在我國尚沒有“量刑指南”的條件下，公訴機關該如何提出量刑建議呢？

　　今年5月1日，于某某以談生意為由，將王某某約至某酒吧，后用鋼管將王左臂、左腿打成骨折。庭審中，被告人于某某對公訴方指控的犯罪事實無異議。公訴方在法庭陳述中指出，根據已查明的事實，被告人于某某已構成故意傷害罪，請法庭按《中華人民共和國刑法》之規定定罪處罰。

　　在發表完公訴意見后，公訴人又說了這樣一段話：“鑒于被告人案發后主動向公安機關投案自首，有法定從輕減輕處罰情節；同時，被告人積極配合，賠付被害人相關費用，取得了被害人的諒解，因此公訴方建議對其實行緩刑。”最終法庭宣布采納公訴機關的量刑建議，判決于某某有期徒刑8個月，緩刑1年。

　　“在于某某故意傷害一案中，檢察機關提出的量刑建議最終被采納，主要是提出的量刑建議事實清楚，證據充分。”主辦此案的上海市普陀區人民檢察院公訴科科長帥和祥對記者說。

　　“隨著各類案件的復雜性日益加深，量刑建議的準確性確實對檢察官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帥和祥告訴記者，為了適應這一要求，普陀區檢察院實行了某一類型案件的專案化管理制度。在對于某某故意傷害案提出量刑建議前，檢察機關把近幾年發生的類似案件進行了歸納整理，對法庭對此類案件的最終判決結果進行了分析，最后總結出了這一類案件的量刑建議幅度。

　　“提出合理、具體、明確的量刑建議，要求公訴人必須全面掌握案件情況，熟悉法律、司法解釋和刑事政策，并了解相關案件。在斟酌量刑建議時，既要維護量刑標準的統一性，又要體現量刑的個別化。”上海市檢察院相關負責人對記者說。(趙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