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新網11月27日電 今天的檢察日報·廉政周刊刊登中國政法大學教師方鵬的文章建議，增設“國家工作人員謀取非法利益罪”，不僅將接受性賄賂包括進去，而且將獲得安排子女升學，幫助本人或他人就業、調動工作、晉職晉級等非物質性利益包括進去。

　　文章還說，依照現行刑法規定的徇私枉法罪，徇合法妻子之私情而枉法尚可構成犯罪，何況是徇非法“二奶”之奸情而濫權瀆職呢？

　　文章在分析性賄賂這一權色交易形態指出，將性賄賂入罪是大勢所趨。文章進一步分析認為，性賄賂可區分為提供性服務型的性賄賂和“奉獻型”的性賄賂。

　　第一類，提供性服務型的性賄賂，即雇請賣淫者為公職人員提供性服務。如賴昌星讓紅樓小姐陪官員洗浴睡覺、私營業主周雪華空運賣淫女供胡長清享用等等。這種性賄賂涉及的性關系具有市場交易性質，與物資利益緊密關聯，可以直接以金錢衡量，容易量化(如轉化為“嫖價”或以次數計)，在當前刑法的思維定式之下，入罪相對簡單。

　　在中國司法實踐中，“給予嫖資”可被認定為受賄，例如浙江麗水城建公司原副總經理溫某，就因收受嫖娼費而被認定為受賄罪；但接受他人已付費的賣淫者的性服務卻不能被認定為受賄。應當說，這兩種情況的內容和性質是相同的，不應有所區別。在性賄賂入罪后，即可直接將性服務作為受賄內容，無需轉化為金錢計價。

　　第二類，奉獻親友型或自己獻身型的性賄賂。指進貢妻女親友，或者自己充當“二奶”、情婦、小蜜，以換取職權利益。這種性賄賂涉及的性關系不具市場交易性質，與包“二奶”、一夜情等悖德行為類似，有時還涉及所謂“真感情”問題，易被誤讀為道德問題，入罪相對困難一些。但顯然，性賄賂不僅涉及不正當性關系即“性”要素，更重要的是涉及利用公權謀取利益即權色交易要素，其著眼點是后者而不是前者。

　　文章說，在有客觀證據可以證明存在“謀取利益”的情況下，即使存在“真感情”，對其定罪也無可厚非。依照現行刑法規定的徇私枉法罪，徇合法妻子之私情而枉法尚可構成犯罪，何況是徇非法“二奶”之奸情而濫權瀆職呢？

　　當然，對于這種性賄賂定罪存在著取證、認定方面的難題。在客觀上，性賄賂是由“發生性關系”和“謀取利益”兩個方面要素構成的。證明“發生性關系”的難度與證明發生強奸和賣淫嫖娼的難度差不多；“謀取利益”與行賄罪、受賄罪中的“謀取(不正當)利益”別無二致，可采“應允說”也可采“行動說”。知情人證言、現場殘留物、錄像錄音等證據材料均可成為證明證據。其取證和認定難度并不高于行賄罪、受賄罪、徇私枉法罪、聚眾淫亂罪等犯罪。

　　文章說，性賄賂的入罪途徑，一是通過立法解釋或司法解釋以擴張解釋的方法將性賄賂納入賄賂犯罪之中，二是通過刑法修正案另立新罪名。由于性利益這種非物質性利益與現行刑法將賄賂限定為財產利益存在沖突，故另立新罪名更為可取。可以考慮增設“國家工作人員謀取非法利益罪”，不僅將接受性賄賂包括進去，而且將獲得安排子女升學，幫助本人或他人就業、調動工作、晉職晉級等非物質性利益包括進去。在立法時還需考慮性利益的范圍、謀取利益合法與非法、行賄者是否處罰、非國家工作人員是否可構成犯罪、與瀆職罪的關系、刑罰輕重等一系列問題。

　　性關系本身應屬道德問題，但當性關系成為公權交易的砝碼時，它就成為了刑法問題。將性賄賂入罪，必將是大勢所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