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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重慶城鄉統籌規劃中農村人口大轉移的數字，與目前在重慶市主城區務工的316.3萬農民工數據大體相當。不過，這些人是否愿意最終放棄土地留在城市，城市又是否有足夠的能力接納他們，是決定這次有史以來最大規模城市化試驗成敗的關鍵

　　★記者/謝良兵(發自重慶)

　　9月28日，重慶市區“皇冠扶梯”旁，一看到拎著大包小包的人群，31歲的沈曉民便和其他幾個“棒棒”一擁而上。“老哥，挑行李嘛？”

　　從菜園壩到兩路口，“皇冠扶梯”這個號稱亞洲最長的扶梯，是許多人必經之路。重慶火車站和重慶汽車站就聚集在菜園壩，這里是重慶最主要的人流集中地。

　　來自奉節縣五馬鄉的沈曉民，到重慶城區做“棒棒”已經兩年多了。“棒棒”這個與美女、火鍋同為“重慶三絕”的人群，據說在重慶城區已有幾十萬之多。

　　“棒棒”又稱挑夫，在爬坡上坎的重慶大街小巷，隨處可見。一根棒，一條繩，就是他們謀生的全部家當。一天近12個小時的營生，換來十幾二十元不等的收入。

　　這些來自重慶遠郊區農村的“農民工”，到2006年末，已經達到316.3萬人。除了做“棒棒”、擦鞋之外，他們主要集中在建筑、工礦、環衛、餐飲等各個行業。

　　與許多農民工的夢想一樣，沈曉民希望自己現在沒日沒夜地努力干活，將來能在城市里安居，擁有自己的生活空間，“當然是想把老婆孩子接到城里來。”沈說。

　　沈曉民不知道，就在這一天，重慶市人大常委會第33次會議審議通過了設立“農民工日”的議案，從此每年11月的第一個星期天，成為了他們的節日。

　　沈曉民也不知道，重慶市政府已將建立新型農民工制度，確定為統籌城鄉綜合配套改革的突破口。而沈曉民們將成為近400萬農村勞動力大轉移中的一分子。

　　“到2020年，大概有800萬～1000萬農村人口成為城鎮人口，其中，將有近400萬人口向重慶‘一小時經濟圈’內大轉移成為市民。”重慶工商大學副校長廖元和對本刊說。

　　從哪里來，到哪里去

　　“新移民既考慮了三峽庫區的生態保護、經濟發展及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也兼顧了重慶的城市化進程與經濟社會發展，是重慶總體戰略發展規劃下的一步重要的棋。”重慶市社科院社會學研究所副所長鐘瑤奇對本刊記者說。

　　鐘瑤奇是《重慶市農村勞動力轉移與人口遷移的對策研究》課題組負責人。在她看來，新移民的實質就是農村勞動力轉移，帶動農村人口的大遷移。

　　已經審議通過的《渝東北規劃》顯示，到2020年，該地區將累計向外轉移人口230萬人左右。10月25日重慶市委審議通過的《渝東南地區經濟社會發展規劃》則顯示，到2020年，渝東南地區也將累計向外遷移人口115萬人左右。

　　這些“新移民”將主要被吸納入重慶市的“一小時經濟圈”內，并將成為新市民。“我們將引導人口梯度轉移和合理分布。”9月25日，重慶市發改委主任楊慶育在談到重慶市“一圈兩翼”經濟社會發展規劃工作情況時透露說。

　　“人口轉移的數字，是在考慮了諸多因素綜合得出的結論。”重慶市發改委發展規劃處副處長繆為對記者稱：一是“一小時經濟圈”內23個區縣的資源環境、承載力；二是市計生委對未來人口增長率的測算；三是每個區縣各自的估算。

　　事實上，規劃中的這個大轉移的數字，與目前在重慶市主城區務工的316.3萬“農民工”數據大體相當。到2006年末，加上市外來務工人員，重慶市的農民工數量已達600多萬人。“這意味著主城區能承載這么多的勞動力。”廖元和說。

　　離土易，離鄉難

　　但與此前純粹的勞務輸出不同的是，此次勞動力轉移其實就是城市化移民，政府將引導農民徹底放棄自己的土地而“洗腳進城”。“(政府)力爭在2008年，引導首批10萬～20萬優秀‘農民工’進城安居落戶。”重慶市發改委主任楊慶育透露說。

　　“農村種地不用交稅，多數人都不愿丟掉土地。村里那些出來打工掙了錢在城里買房了的村民也是這樣。”來自奉節縣五馬鄉的沈曉民對本刊說。而與他一起干活的幾位“棒棒”的看法也大體如此。

　　這是重慶市目前農村勞動力轉移當中的現實。西南大學經濟管理學院副教授張應良的研究發現，目前大部分進入非農產業部門的勞動力并沒有完全脫離農業，也沒有放棄土地承包權。“他們仍然或用閑暇時間或用家庭輔助勞動力來經營農業。”

　　此前，由于政府對于農民進城居住的相關政策不明朗，就業、戶籍、土地將如何處置等都仍不得而知。因此，這些“農民工”即便在城鎮買了房子，寧肯讓山里的房子和土地閑置，也不愿放手。“有相當的勞動力屬于季節性轉移。”張應良說。

　　顯然，這并不符合重慶市“400萬勞動力大轉移”的規劃目標。但是，沒有了政府的行政強制性，市場化路徑下的“新移民”是否愿意最終放棄土地留在城市，城市又是否有足夠的能力接納他們？這些都是當地政府需要去解決的問題。

　　400萬新移民向“一小時經濟圈”和萬州區、黔江區內大轉移，以這些移民目的地的產業布局和經濟總量，能否承載如此巨大的移民計劃？

　　與成都相比，重慶“一小時經濟圈”內的經濟人均水平和三產比重都比較低。一位研究當地經濟的專家擔憂地說，以主城區這樣的經濟產業輻射和影響能力，恐怕難以實現重慶城市化中“大城市帶大農村”的目標。重慶工商大學副校長廖元和認為，低城市化率與產業支撐不足是個惡性循環。“工業是區域經濟發展的‘肺動力’，重慶第二產業的薄弱，在一定程度上與重慶‘大城市帶大農村’的城鄉二元社會結構相關聯。”廖說。

　　長期以來，重慶一直是全國摩托車行業的“龍頭”，但近兩年來似乎有所不景氣。與摩托車產業有相同狀況的還有汽車產業和傳統航運業。重慶這些傳統的支柱產業，都正在或多或少地失去往日的競爭優勢，直接后果就是造成重慶第二產業的失落。

　　產業空虛也是整個渝東北地區的一大心病。以2006年為例，在重慶市的工業增加值中，渝東北片區僅占8.8%。在三峽工程蓄水以后，淹沒區企業大規模的關停并轉，致使90%的工業企業關閉。其中，萬州原有的370家企業中，就關閉了300多家。

　　在縣城和城鎮更是如此。比如，開縣規劃面積8萬平方米的工業園內，只有為數不多的幾家公司發展紅火，其余都是大片的預留工業用地。在縣城搬遷后，開縣制造業基本上“全軍覆沒”。雖然縣政府加大了招商引資力度，但產業空虛仍待解決。

　　在解釋為什么會出現產業空虛的現狀時，廖元和認為，一是歷史上產業基礎比較薄弱；二是交通不方便，在以前，去一趟最偏僻的區縣需要花掉數天的時間；三是自然環境；四是當初三峽工程久拖不決，導致投資環境變差。

　　重慶三峽學院三峽移民經濟開發研究所所長熊建立則解釋說：“三峽工程水位線以下，恰恰是原來地方的經濟集中區域。但在搬遷過程中，形成了一個錯位。原有產業重新恢復有一個過程，產業的新發展又與移民搬遷無法同步，就出現了產業空心化。”

　　在此背景下，解決這400萬大轉移勞動力人口的就業，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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