黨的十七大閉幕后，不斷有外地干部要求到浙江溫嶺市“取經”。近年來，這里一直圍繞“公民有序的政治參與”，推動旨在“加強黨的領導、人民當家作主和依法辦事”三者有機統一的基層民主改革試驗。

　　溫嶺市委書記陳偉義感慨地說：溫嶺的探索受到各地關注，根源就是它與十七大報告強調“擴大人民民主”和“基層民主”的政治體制改革精神一脈相承，與通過“民主執政”保障人民知情權、參與權、表達權和監督權的新要求相得益彰。

　　新河鎮：財政收入怎么花，老百姓有“話語權”

　　［記者見聞］在溫嶺新河鎮鎮長郭海靈的辦公抽屜里，總是放著一份年初人代會批準的財政支出預算表，每當需要花錢時，郭鎮長總會拿出預算表看某個項目里還有多少錢。這是新河鎮實施“參與式預算”改革后出現的變化之一。在此以前，人大批準的預算往往被鎮政府束之高閣，“花多少算多少”。

　　記者在新河鎮發現了兩份耐人尋味的鎮政府財政支出明細表：一張是2004年的，另一張是2006年的。比較兩張表顯示，這個鎮2006年的基本建設費與行政管理費分別比2004年下降5000多萬元和400多萬元，而事關民生的農業、文化、醫療衛生支出分別上升80萬元、55萬元和63萬元左右。

　　鎮財政所所長陶瑞娟說：“鄉鎮基本建設費與行政管理費過高一直是基層財政出現赤字的主要原因，新河鎮2004年末財政赤字達到5500多萬元，2005年實行群眾參與式預算改革后，不僅沒有新增赤字，而且舊賬也得到消化，前年削減赤字1020萬元、去年削減1000多萬元。”

　　陶所長說的“群眾參與式預算改革”是怎么搞起來的？鎮黨委書記朱寶卿坦言：“改革的初衷是按中央要求真正建立基層公共財政，很顯然，沒有群眾的民主參與很難辦到。”為集納民意，新河鎮在人代會審議財政預算前設計了一個預算初審民主懇談會，群眾可自愿參加。

　　2006年共有110名群眾報名參會，新河鎮人大將群眾代表分成農業、工業、社會事業3個組。據統計，群眾向政府預算報告提出的意見、要求、建議多達59條。最終，鎮人代會根據人大代表和群眾代表的意見，行使預算修正權，要求鎮政府增加民生支出，并列出了細目，同時壓縮基本建設、干部外出等費用。鎮政府據此調整預算支出項目13項，涉及預算資金828萬元。

　　［專家點評］中山大學政治與公共事務管理學院副院長馬駿教授：新河鎮的民主參與式財政預算改革，是我國基層政府建立公共預算的一個重大突破，同時“激活”了鄉鎮人大，不僅有利于解決目前普遍存在的鄉鎮負債問題，而且有利于“擴大人民民主”，非常符合十七大強調“民主執政”的新要求。

　　澤國鎮：從12萬人中選出275名“民意代表”

　　［記者見聞］在溫嶺市澤國鎮，記者聽到一個“乒乓球搖號”的故事。近年來，這個鎮一直在試行重大公共事務群眾參與決策的“民主懇談”制度，他們遇到的第一個問題就是：全鎮的民意代表如何產生？溫嶺市民主懇談辦公室負責人陳奕敏說：“如果民意代表由鎮政府來邀請，這將損害其代表性與公正性。”最終，鎮里決定采用隨機抽選的方式。

　　溫嶺市副市長蔣招華說，鎮里按照1000人口以上每村4人、1000人口以下每村2人的原則，確定了民意代表分配比例，全鎮每戶人家都分到一個號碼，哪家被抽中，就派出1名代表參會。

　　扁嶼村農民朱宗米是被選出的民意代表之一。他回憶抽簽現場時依然激動萬分：“干部把裝有編號乒乓球的玻璃箱子擺在村民面前，一面是透明的，其他面用紅紙糊好，駐村干部和村會計現場監督，我家幸運地被抽中。”通過采用乒乓球搖號的隨機抽樣方式，全鎮從12萬人口中抽選了275名民意代表。之后，這些民意代表都收到鎮政府列出的全鎮重大公共事項年度計劃，為即將召開的協商會議做準備。

　　朱宗米說：“召開協商會時，我們民意代表要對各個公共事務項目投票。以2005年為例，民意代表投票選擇的12個優先項目與鎮政府心目中的優先項目有較大偏差，比如污水處理站項目，鎮里一開始不是很重視，但大家認為污水、垃圾關系到生命健康，一定要處理好。結果鎮政府及時糾偏，將這些項目全部列為當年度的投資重點。”

　　對于這項改革，蔣招華談了“三個沒想到”：一是沒想到決策層對民意的估計和真實民意之間會有較大偏差；二是沒想到決策層平時聽到的“民聲”并非真實廣泛的“民聲”；三是沒想到最基層的黨委政府在民意收集和反映機制上尚存在那么多的缺陷。這一切都說明，即便決策層有真實意愿自覺代表群眾的利益訴求，但“想當然”的“直接決策”也難以代替人民群眾的真實愿望。

　　［專家點評］浙江大學經濟學院教授史晉川：澤國鎮的民意代表制是對基層人大制度的有益補充。這種改革充分利用了公眾政治參與的內在積極性，與我國現有的基層民主政治制度相結合，從而集中了民意，提高了政府決策的科學性。

　　行業協會：工人和老板面對面“工資談判”

　　［記者見聞］工人對自己的工資有多大決定權？老板給工人開多少工資才合理？在民營經濟發達的溫嶺市，一些行業的工人工資已不再由老板單方“定價”，而是由工人、老板和行業組織公開“談判”決定。這個新的利益協調機制有效解決了日益增加的勞資糾紛。

　　記者記錄了溫嶺最初一次勞資雙方“工資談判”的現場——

　　工人代表：“和這么多老板平起平坐，當面鑼對面鼓地發表意見，從來沒有過。”

　　工人代表：“308型號軸承內徑加工費每只才二分三厘，我們職工認為這個工價偏低，要合理提價。”

　　經理代表：“這個工價標準總體上還是符合實際的。”

　　工會代表：“我們調查過，這道工序工價起碼要提到二分五厘才合理。行業協會組織經理們再商量一下吧。”

　　在這次談判中，各方經過兩輪“面對面”的交鋒和“背靠背”的協商，最終達成了提高工價的協議。

　　溫嶺市總工會主席葉其泉說，溫嶺民企較多，因為勞資溝通不暢，一度引發一系列停工、上訪事件。出現這種局面，主要原因是“強資本、弱勞動”的格局鐵板一塊。要從源頭上解決問題，必須創新利益協調機制。據溫嶺市勞動部門統計，行業“工資談判”機制建立兩年多來，各行業工人工資每年提高5%至12%，停工、上訪事件顯著下降，農民工隊伍也得到穩定。

　　［專家點評］浙江省總工會法律工作部部長方火春：在沿海發達地區，沿襲多年低工資導致了局部“民工荒”的出現，日益增多的勞資矛盾也讓“工人不滿、企業主擔憂、政府頭疼”。溫嶺的“工資談判”機制能夠有效化解這一矛盾，關鍵是在政府的干預下，通過工人、老板、行業組織面對面地公平協商，使得勞資雙方的利益找到了最大公約數，各方都能接受，因而實現了多贏局面。

　　新華社記者 宋振遠 傅丕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