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聲明：刊用《中國新聞周刊》稿件務經書面授權)

　　新任駐日大使崔天凱如何將個人風格融入中日外交當中，是大家關心的一個問題

　　文/陳君

　　“他個頭不高，瘦，一看就是個典型的南方男人，給人印象很精明強干。”全日本中國留學人員友好聯誼會會長李光哲，10月19日向《中國新聞周刊》描述了新任中國駐日本大使崔天凱給他留下的第一印象。

　　而此時，崔天凱已經從日本回國，列席中共十七大會議。

　　9月30日，中國國家主席胡錦濤正式任命崔天凱為駐日特命全權大使，兩個月前開始的傳聞得到了證實。5天后，崔天凱抵達日本。從那時起，中日兩國輿論的焦點開始聚集在這位55歲的中國第10任駐日大使身上。

　　此前，帶著“明星大使”光環的王毅剛剛結束三年任期回國，擔任外交部黨委書記、副部長。

　　經過日本首相安倍晉三的“破冰之旅”，和隨后中國總理溫家寶的“融冰之旅”，中日關系在2006年底開始轉暖。

　　“如何保持這一良好勢頭，處理好兩國間那些懸而未決甚至有很大爭議的問題，避免不正常的或矛盾激化的局面再次出現，這是崔天凱面臨的挑戰，這個任務很艱巨。”日本慶應大學教授小島朋之在接受本刊采訪時指出。

　　自稱“小學生”

　　10月9日，在向日本外務省遞交國書副本后，崔天凱來到東京華僑會館，第一次以駐日大使身份出席活動。“我覺得，到了日本應該首先見見自家人。”他在見面會上說。

　　“我沒有過在日長期學習、工作的經驗，也從未學過日語。我這次來就是以小學生的姿態虛心向在日新老僑胞求教的，大家都是我的老師。希望在你們的幫助下，我能不辱使命。”崔天凱把雙手放在胸前，以示誠懇。

　　日本共同社一位記者特別注意到“小學生”這一提法，“我想這段開場白是大使先生費心準備的，講話體現出的謙遜，是日本民眾也是很多中國老華僑所推崇的品格。”

　　一些在日華僑、華人認為，崔天凱沒有在日工作經驗，反而容易產生新思路，“很多日本政要會講英語，有留學美英的背景。崔大使能講一口流利英文，在日本工作不存在障礙。”

　　但也有人覺得新任大使不懂日語，會增加工作的難度，“日本政壇很注重私交，日語表達體系又很復雜，僅靠翻譯總有隔靴搔癢之感。不懂日語很難自由、深入地廣交朋友。”

　　一位記者則笑稱，前任大使、“日本通”王毅給繼任者造成了“語言壓力”。“說日語比一些日本人還地道的王毅完成使命，崔天凱接棒，大家不自覺地就把二人做比較。”

　　華僑華人聯合總會會長曾德深參加了崔天凱的見面會，“之前對他一點也不了解，但他非常有親和力，似乎很快能夠和你熟絡起來。”

　　很多人的確不了解崔天凱。他是長期負責亞洲事務的外交部官員。2003年至2006年，崔天凱在亞洲司司長的職位上磨練了三年；2006年1月至2007年9月，作為外交部部長助理，他頻頻在國際舞臺上表達中國聲音。

　　幾輪朝核問題六方會談也有崔天凱的身影。2004年9月，他全力促成了共同聲明的制定和出臺。日本共同社報道稱：“在短時間內，他多次精準地修改了聲明草案，為最終達成共識做出貢獻。”

　　在作為駐日大使的首次亮相中，崔天凱避談自己的過去。他套用王毅的話說：“大使，大使，就是大家都能使的人。我也就是新來的大家都可以使的人。”

　　延續“以民促官”路線

　　“他顯得平易近人，聊天的時候挺幽默，但講話也很有分量，特別注意邏輯和用詞。”10月9日下午，崔天凱在中國駐日本使館教育處與留日學生代表舉行會談。在東京工業大學深造的中國留學生李光哲得以和新大使面對面交流。目前，在日中國留學生有10萬人。

　　第一個工作日，和華僑見面，又會見留學生，這體現了中國對日外交一貫走平民路線的風格。“在日本的留學生、新老華僑實在太多了，這是推動兩國交往的巨大力量。”一位中國學者指出。

　　據使館教育處公使銜參贊孫建明向本刊介紹，在中日兩國交往中，教育領域的交流進行得最順暢，即便在政治交往困難時期，教育界的聯系也沒中斷過。留學生的生活、學習是歷任大使都關心的問題。

　　11月，第五屆中日大學校長論壇將在東京舉行，協助辦好該論壇是使館近期任務之一。

　　在多數旅日中國人看來，現在中日大環境的確好多了，“兩三年前，就在東京街頭，你總能看到日本右翼游行，拿著大喇叭喊反華口號，現在見得少了。”留日學生李光哲談道，“我個人感覺，總理融冰之旅對普通日本人的觸動很大。”　

　　“厲害的角色”

　　崔天凱是一名“海龜”，是第一位擁有美國碩士學位的駐日大使。

　　籍貫浙江的崔天凱出生在上海。1969年至1974年，他在黑龍江農村插隊。

　　第一次改變命運的機會出現在華東師范大學。1974年，崔天凱進入該校外語系學習，他選擇了英語專業，1977年本科畢業。中日關系問題專家、日本東洋學園大學教授朱建榮和崔天凱當時同在一個系，“那個時候，我們所有人都在發憤學習，進大學最想做的就是把遺失的時間補回來。”朱建榮說。

　　1978年，畢業后的崔天凱任教于上海師范大學外語系。或許考慮到自己還需要進一步深造，此后兩年多的時間里，他先后在華東師大外語系現代英語專業和北外聯合國譯員培訓中心進修。當時，“文革”結束不久，剛剛打開國門的中國奇缺外語人才，崔天凱又一次贏得機會，踏進了外交部。他的第一個外交角色是“聯合國總部中文秘書處譯員”。

　　1986年，已是外交部國際司三等秘書的崔天凱再次走進校園，就讀于美國名校約翰·霍普金斯大學。至今，他的檔案仍然保留在那里。約翰·霍普金斯大學公共交流和市場部部長克魯伯斯(Felisa Neuringer Klubes)向本刊介紹說，崔天凱在該校國際問題高級研究院學習，1987年獲得了國際公共政策碩士學位。中國另一位知名外交官——中國常駐聯合國代表王光亞也曾在這里攻讀碩士學位。

　　“至少有9年公共事務管理和工作經驗的優秀人才才能讀這個專業，學習時間是一年。” 克魯伯斯說。“他貌不驚人，但非常善于交流和表達，有獨立見解。成績也很好，是研究院和我們大學的驕傲。”

　　而在一些日本記者和分析家眼中，熟悉東西方文化的崔天凱是個“厲害的角色”。他們很多人都看過至今還在網上流傳的一段頗有“崔氏風格”的講話。

　　在2005年4月15日外交部公眾開放日活動中，時任亞洲司司長的他談及中日關系，感慨道，“中日關系一言難盡，簡言之，兩句話：非常重要，非常困難……這幾天，幾乎天天會見日本人。(他們)找我，讓我們賠他們的玻璃窗什么的。我就火了，我說有人砸了你幾塊玻璃就天天和我談，你們當年侵略中國時殺了我們多少人，你怎么不談……”

　　“兩個禮拜前我在東京，他們和我談安理會改革。我說你先別和我說這些，你大老遠的跑到非洲、拉丁美洲去拉票，你可能數數這個票也不少。但我告訴你，這沒有用，你要在國際上發揮作用，首先要取得鄰國人民的認同，你如果有這個精力，到鄰國多做做工作……”

　　“所以，在他來日本之前，包括政府里的一些人都在研究他。”一位日本記者說。

　　“趕上了好時候”

　　自1972年兩國實現邦交正常化以來，中國共派出過10位駐日大使。最早的是“軍人大使”陳楚、符浩，為中日掀開歷史新一頁做出開創性貢獻。此后，是宋之光、章曙(中國駐新西蘭大使章啟月的父親)、楊振亞、徐敦信、陳健、武大偉、王毅，直至崔天凱。

　　其中，符浩、徐敦信官至外交部副部長，王毅和武大偉是現任副部長。所以，許多日、韓等東亞國家媒體指出，駐日大使的經歷無疑將幫助年富力強的崔天凱在中國外交界“更上層樓”。

　　“武大偉在日本也很有人緣，非常平民化，甚至可以和你稱兄道弟，但趕上了中日關系最糟糕的時候，所以說得最多的恐怕都是譴責和批評的話。”留學生李光哲與武大偉有過接觸，他笑稱：“崔天凱大使趕上了好時候。”

　　華東師范大學教授陳潔華這樣分析新大使面臨的有利條件：就中國而言，國際地位上升，對日外交政策穩定，在日形象大大好轉。就日本而言，小泉偏執的外交政策導致日本戰后以來在東亞陷入最嚴重的孤立，國家利益受到嚴重損害，所以日本選擇了從情緒化轉向理智、從偏執向中庸、從意識形態至上向國家利益至上的回歸，朝野都要求有穩健、中庸的領導人來恢復中日關系。

　　“若無重大消極事件，中日關系將全面改善，并可望在外交、經濟、文化等方面有較大發展。”陳潔華說。

　　但他也坦言，中日關系發展最大的困難在于，目前仍無法準確解讀對方國家的真實意圖。東海能源問題、歷史遺留問題、臺灣問題……都將一一考驗新大使。

　　東海問題首當其沖

　　首當其沖便是東海問題。

　　一些日本記者告訴本刊，他們認識崔天凱就是從東海問題開始的。

　　2005年4月6日，崔天凱約見日本駐華使館公使堀之內秀久，對日本政府決定授權民間企業在東海中日爭議海域開設礦權并進行試開采，表示嚴重關切；同年7月15日，崔天凱緊急召見日本駐華公使渥美千尋，就日本經濟產業省賦予帝國石油公司在東海海域試驗開采石油權力提出嚴正抗議……在前幾輪中日東海問題談判中，崔天凱是中方首席代表。

　　今年4月，溫家寶訪日期間與安倍晉三就妥善處理東海問題達成共識：中日雙方將根據互惠原則、在雙方都能接受的較大海域進行共同開發。

　　10月10日，中日第十輪東海問題磋商在北京舉行，但會談無果而終。日本官房長官長官町村信孝把談判陷入僵局的責任歸咎于中方，“中國沒能提出深入實際的方案，令人遺憾。”日本外相高村正彥也約見了崔天凱大使，要求中方做出讓步。

　　對于日方的指責，中國外交部發言人劉建超給予了駁斥。

　　“東海問題是兩國間拖了很長時間的難題。日本近年雖然同意‘共同開發’，但他們對東海調查還不充分，缺乏充足資料來支持談判。”華東師范大學東亞研究中心主任陳潔華對本刊分析道，“我個人認為，兩國還沒有找到雙方都能接受的好的解決辦法。”

　　不過，對熟悉東海問題的崔天凱而言，難題也許能轉變為新的機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