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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年反復論證、3年晝夜攻關，嫦娥一號升空背后是中國航天人長達13年的艱辛付出

　　人們常常把中國探月的最早起源，歸結于一塊月球巖石。

　　1978年5月28日，中美建交前夕，美國總統國家安全事務顧問布熱津斯基訪華，給時任國家主席的華國鋒帶來卡特總統的兩件禮物：一塊1克重的月球巖石；一面美國宇航員帶上月球的中國國旗。

　　石頭很快被安全護送到遠在貴陽的中國科學院地球化學研究所，天體化學專家歐陽自遠承擔了這一艱巨的任務。為此，他請來了全國近百名研究專家。“最后確認了石頭是阿波羅17號飛船登月時采集的，甚至確認了石頭所在地是否有陽光照射，美國人不得不服氣。”今天已是中國繞月探測工程月球應用科學首席科學家的歐陽自遠在接受《國際先驅導報》采訪時說，此后兩年的時間里，中國科學家以這塊巖石為主題發表了12篇論文。

　　西方探月升溫迫使中國跟進

　　但事實上，中國對月球的關注早在20世紀60年代中期就已經開始。“跟蹤國際月球探測的研究進展，并編寫了《月質學研究進展》、《天體化學》等專著。”歐陽自遠說，當時主要是學習積累階段。

　　這樣的積累持續了將近40年，直到1994年，歐陽自遠才首次提出探月構想。“當時，我們只發展了衛星、載人航天兩個領域，深空探測仍屬空白。”歐陽自遠回憶說，這一年，美國發射了克萊門汀號環月探測器，不但開始了全月面元素的分布與含量的探測，還意外發現了在月球南極區有水存在的信息。當年，歐洲空間局也提出了重返月球、建立月球基地的詳細計劃。

　　“在全球競爭面前，中國如果無動于衷的話就會在競爭中落后、喪失發言權。”于是，歐陽自遠聯合其他科學家向863計劃(國家高技術研究發展計劃)小組提交了一份報告，講解中國月球探測的必要性與可行性研究。

　　“月球上豐富的資源將是各國解決能源危機必爭的對象，作為一個發展中大國，不能不考慮自己的月球利益。”歐陽自遠說，這個報告得到了863小組很好的評價，“認為這件事情中國確實應該干”。

　　曾歷經多次質疑

　　但當這一計劃擴大到其他部委時，質疑之聲便多了起來。“當時，有些部委并不同意，有些領導同志問，你們登月去干什么。”中國繞月探測工程總指揮欒恩杰回憶說。

　　于是，呼吁和說服便成了歐陽自遠和他的同事們接下來做得最多的工作。“圍繞‘探月有沒有必要’等問題，科學家們進行了反復的論證。”歐陽自遠已記不清當時經過多少次的審查了。

　　可即便如此，嫦娥工程仍然停留在專家內部審議，并沒有上升到國家規劃層面。1998年，轉機出現了。

　　那一年，中國實施了政府機構重大改革，國務院成了新的國防科學技術工業委員會(簡稱國防科工委)，并內設國家航天局。航天專家欒恩杰被任命為國防科工委副主任兼國家航天局局長。面對制定“中國的航天發展規劃”這一重任，這位專家型官員清醒地認識到，“未來航天發展不再關注制造多少顆衛星，而是怎么飛往火星、月球等深空探測”。

　　當年秋天在北京香山舉行的一次會議，加快了嫦娥工程的步伐。在中國科學院主辦的這次會議上，科學家們向國防科工委提出，中國有世界上一流的空間科學家，可只能用國外的二手資料作研究。他們因此呼吁政府對深空探測進行開發。

　　專家的呼吁加上欒恩杰的超前認識，體現在當年的中國航天白皮書上。當“開展以月球探測為主的深空探測的預先研究”這一后來對探月工程產生重大影響的明確闡述，最終在兩年之后向全世界公布之后，國外媒體紛紛猜測說，“中國要探月了”。

　　總理批示一波三折

　　“要”是“要”，但什么時候還不得而知。對于國防科工委來說，當然越快越好。隨著航天白皮書的披露，專家的質疑已經不再是困擾，拿出一個具體的可操作方案成為當務之急。

　　2001年12月，國防科工委委托孫家棟院士協調構建探月工程框架。這位參與過中國第一顆人造衛星研制和發射的航天人，受命之后即召集專家對探月一期工程——繞月工程進行了為期一年的綜合論證。

　　“這項論證是整個工程的關鍵，不僅包括繞月探測工程五大系統的確定，還包括各大分系統之間的協調和組織；不但要確定使用哪種運載火箭和衛星平臺，還要解決怎樣實現38萬千米距離的精確測控。”中國繞月探測工程總設計師孫家棟回憶說。

　　一年后，國務院的重視讓論證進程得以加快。2002年10月，時任國務院總理的朱镕基聽取了探月工程的匯報，并作出重要批示：要抓緊搞探月工程的論證工作。“對我們來說，是一種巨大的鼓舞，從那以后，我就說，有門！”欒恩杰說。

　　2003年，恰逢國務院擬定《國家中長期科學和技術發展規劃(2006～2015)綱要》。身為規劃辦公室成員的欒恩杰不失時機地把探月工程的規劃送給了總理。“送到國務院以后，溫家寶總理就寫了一段話：探月工程要納入國家的中長期發展規劃。”

　　只是這樣的欣喜并沒持續太久。“規劃要到2006年才搞完，也就是說，探月工程要到2006年以后才能實施，那太晚了。”此時，欒恩杰想到一個絕妙的主意，“把繞、落、回三步走中的‘繞’單獨拿出來，準備把一期工程單獨立項，剩下的留在‘中長期’里。”欒恩杰說，本來的中國探月工程指揮部也因此被改名為中國繞月工程指揮部。

　　2003年9月27日是欒恩杰終身難忘的日子，這一天國家專委會要討論繞月工程是否單獨立項。“當時誰心里都沒底，我們主任就說闖一闖。”說到這兒，欒恩杰仿佛一下子回到了當年，語氣突然有些興奮，“最后，溫家寶總理同意繞月工程立項。”

　　這意味著這個懷胎十年的規劃即將分娩。2004年1月23日，農歷大年初二，溫家寶批準了國防科工委、財政部《關于繞月探測工程的立項請示》，國家劃撥13.6億元人民幣。

　　核心技術都是中國造

　　立項后不久，國防科工委就成立了以時任主任張云川為組長的繞月探測工程領導小組，在小組第一次會議上，正式將探月工程命名為嫦娥工程，將第一顆月球探測器命名為嫦娥一號。而核心班子早在2003年2月就已經確定：由欒恩杰、孫家棟和歐陽自遠組成探月工程三人籌備領導小組。“從立項到完成一共三年半，是我國新型航天器中最快的。”嫦娥一號衛星總指揮、總設計師葉培建告訴《國際先驅導報》。

　　當然，需要克服的技術障礙還有很多，最大的問題就是天線無法接受到信號。“地面最高的衛星是3.6萬公里，但月球離地球38萬公里，嫦娥一號的信號傳到地球時將會以百倍速度下降。”欒恩杰說，當時天線能量提高不了，地面就不能預演，工程進行了一年多，實在做不下去了。

　　最后解放軍總裝備部在青島和新疆喀什站分別建了兩個大天線，直徑從12米加到18米。“可接受的信息余量大了一點，但到底行不行還是沒底。”欒恩杰說，“最后利用法國衛星來檢測，才發現測控能力可以完成對嫦娥一號的跟蹤和測量。”

　　像這樣國際合作的例子，在整個嫦娥工程中并不少見。“俄羅斯也幫過我們審查軌道。”欒恩杰回憶說，“張云川主任有個指示，所有天上的東西，在地面一定要看得到。但中國從來沒去過，要看到這個軌道，除非先發射一個過去。我們就找走過的人，當時美國不幫，我們就找俄羅斯，因為他們去過，所以我們心里就有底了。”

　　“這些都不是實質的，核心技術還是我們自己創造。”欒恩杰說，“幫忙是給錢的，但是他們想合作一起搞就不行。沒有他們，我們照樣可以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