哪些危舊房是必須先拆后建的，哪些房屋可以通過修繕或加層提供住房增量的，拆建或改建如何兼容原有建筑居民的意見，如何界定這些房屋的產權，并與原有建設的使用年限對接等，所有這些都需要一套長效機制作為保障。

　　針對北京市中心的一些危舊房地區，北京市副市長陳剛近日表示，北京將采取新的修繕、改善和疏解的新模式，就地解決大多數群眾住房困難問題。今后，“一些大拆大建、中心城區居民拆遷后只能外遷的狀況可望改變”。

　　作為住房保障規劃的要點之一，對危舊房采取新的修繕、改善和疏解的模式，就地解決大多數群眾住房困難問題，可以以最低的成本提供住房最大的增量，也解決了長期困擾我國城市改造的征地難、拆遷難、處理建筑垃圾難等難題。這一做法也表明，城市建設從來不是以拆掉一座“舊城”，爾后再建一座“新城”的方式進行的。

　　在過去許多城市的舊城改造中，“大拆大建”的觀念之下，一方面推土機碾過城市古老的文化積淀與一些居民的合法權益，也使不少房屋雖未達到設計使用年限就被提前拆除。另一方面，它使公民在原有的住房被拆除之后，只好被動外遷至城市郊區，生活受到了不可避免的影響。

　　從這個意義上說，中心城區居民拆遷后只能外遷的狀況可望改變，是值得期待的。這樣的做法，無論是對緩解社會矛盾，促進社會和諧，還是對提升城市的文明水準，切實保障公民的權利，都有著重要作用。關于這一點，國外已經積累了很多比較成熟的經驗，比如，確保原居住區公民就近或就地安置。對此，我們可以因地制宜地借鑒。

　　大拆大建式城市建設的弊端，早就被中央政府重視。2004年6月，國務院辦公廳曾專門下發通知，要求各地制止和糾正城鎮建設和房屋拆遷中存在的急功近利、盲目攀比的大拆大建行為。但到2006年4月，建設部相關人士仍然指出，一些城市大拆大建和投資擴張的沖動依然存在。

　　一些城市大拆大建的“沖動”不息，原因在于缺乏必要的利益協調機制與程序保障機制的制約。這就是對危舊房或舊城的改造，到底該由誰來說了算。是地方政府，還是開發商，還是原居民？“公共利益”又如何能夠通過充分保障私人利益的形式來實現？舊城改造如何與城市文化保護達在一致？隨著《物權法》正式實施，這些問題也顯得愈發重要。

　　北京此次提出采取修繕、改善和疏解的新模式，表明城市建設絕非只有大拆大建一條路。就在10月13日，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中國發展觀察課題組在京力推“低層樓房加層”技術，專家認為，這一不拆除舊建筑物而直接在舊建筑物上加層改造的技術，為我國建筑業的節能減排開創了一條新路。同傳統大拆大建方法相比，這一技術可以節省30%至60%的工程投資，減少工期一半以上。事實上，這種利用現有資源的節約型建設，也正是一些發達國家近年來極力倡導的。

　　當然，北京新模式或低層樓房加層技術，或許不能解決所有的問題。但哪些危舊房是必須先拆后建的，哪些房屋可以通過修繕或加層提供住房增量的，拆建或改建如何兼容原有建筑居民的意見，完善論證程序，對改建建筑，又如何保證這些技術性施工的安全性，如何界定這些房屋的產權，并與原有建設的使用年限對接等，所有這些，也都需要相應的制度安排，需要一套長效機制作為保障。(楊耕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