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六大以來，以胡錦濤為總書記的黨中央領導集體推進理論創新，提出了一系列重大戰略思想，受到了全黨和全國人民的衷心擁護，并在實踐中產生了巨大效應。個中原因，在于胡錦濤總書記和黨中央領導集體堅持以時代要求、人民愿望、現實需要相統一，作為黨的理論創新的科學依據。認真研究和充分認識這一點，對于深刻理解和準確把握十六大以來我們黨的理論創新的真諦，更自覺地運用黨的創新理論武裝頭腦，指導實踐，具有極其重要的意義。

　　(一)適應時代要求是黨進行理論創新的宏觀定位

　　理論是時代的產物，理論創新是時代的呼喚。十六大以來以胡錦濤為總書記的黨中央領導集體，首先對時代特征作出了科學判斷，深刻概括了當今世界潮流和時代特征是“和平、發展與合作”。將“合作”作為世界潮流與“和平”、“發展”相提并論，這鮮明地反映了我們黨對時代特征的科學思維和認識達到了新的高度。 “和平、發展與合作”正是十六大以來我們黨推進理論創新的時代背景和時代要求。既然發展是世界潮流和時代特征，我們就要繼續搶抓機遇謀發展，搶抓機遇科學發展。可見，十六大以來我們黨提出的樹立和落實科學發展觀、構建社會主義和諧社會、堅持走和平發展道路共建和諧世界等若干重大戰略思想，正是以胡錦濤為總書記的黨中央深謀遠慮，審時度勢，順應時代潮流和時代呼喚進行理論創新的重大成果。同時，世界政治格局多極化、經濟全球化和科學技術發展與競爭呈現出許多新的特點，在給我們帶來更多發展機遇的同時，也帶來了諸多方面的更加嚴峻的挑戰，使我們黨的執政能力和應對能力面臨著新的考驗，這又促進了我們黨關于建設創新型國家、以提高執政能力為重點全面推進黨的建設等重大戰略思想的形成。

　　從國內情況來看，我國跨入新世紀，進入新階段，則對黨的理論創新提出了直接的要求。所謂新階段，可歸納為發展新階段、改革新階段和實力新階段。一是我國進入了全面建設小康社會的發展新階段。進入新世紀，我國開始實施第三步戰略目標；到2020年前，要完成全面建設小康社會的歷史性任務。所以，我們這一代共產黨人承擔著莊嚴而艱巨的歷史使命。改革開放近30年來，我們在實施第一步、第二步戰略目標的過程中取得了舉世矚目的歷史性成就，但與此同時也出現了許多新情況、新矛盾和新問題。最為突出的，包括城鄉之間、地區之間、經濟和社會之間發展很不平衡，差距越來越大；貧富之間的差距也在擴大，利益矛盾日益突出；高投入、高消耗、高排放、低效益的經濟增長方式，導致資源能源更加緊缺，環境污染十分嚴重，生態環境趨于惡化。所有這些，都迫切需要我們在全面建設小康社會的歷史進程中全力加以解決。二是我國進入了建立比較完善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的改革新階段。按照黨的十四屆三中全會、十六屆三中全會的既定部署，我國從本世紀初到2010年之前要建立起比較完善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在此過程中，必然會出現“四個深刻”，即：經濟體制深刻變革、社會結構深刻變動、利益格局深刻調整、思想觀念深刻變化。這種空前的社會變革既能給我國的發展進步帶來巨大動力，注入強大活力，也必然使我們面對這樣那樣的新問題新矛盾。三是我國進入了人均國內生產總值超過1000美元的實力新階段。這又使我們面臨著 “兩個前所未有”，即面臨的發展機遇前所未有，面對的挑戰前所未有。

　　在上述時代背景和我國發展的新階段，我們黨能否繼續抓住機遇謀發展，同時又能有效抵御各種風險，戰勝各種困難，把中國特色社會主義事業進一步推向前進，關鍵在于毫不動搖地堅持黨的基本理論、基本路線、基本綱領，順應時代發展的潮流，堅持一切從實際出發，研究新情況，解決新問題，不斷推進理論創新和實踐創新。胡錦濤明確指出：“把馬克思主義基本原理同中國具體實際結合起來，推進實踐基礎上的理論創新，是馬克思主義具有蓬勃生命力的關鍵所在，是我們黨堅持先進性、增強創造力的決定性因素。”這正是十六大以來黨的理論創新的一個根本特征。

　　(二)反映人民愿望是黨進行理論創新的鮮明導向

　　馬克思主義理論之所以能夠掌握群眾，根本原因是代表了大多數人的愿望和利益。我們黨的宗旨是全心全意為人民服務，人民的愿望和利益是黨進行理論創新的根本動因。十六大以來以胡錦濤為總書記的黨中央領導集體，正是準確地把握了人民的愿望，才形成了一系列行之有效的新的理論成果。

　　在新的發展階段上，以胡錦濤為總書記的黨中央領導集體深刻洞察全局，抓住了人民群眾最為關注和迫切需要解決的問題：社會物質財富比較豐富了，但如何共享發展成果的矛盾突出起來；綜合國力大大增強了，但地區之間發展失衡；群眾生活條件好起來了，但社會上出現了道德滑坡的狀況；經濟增長了，但卻以巨大的能源資源消耗為代價；國內生產總值增加了，但生態環境卻遭到了破壞。在這樣的情況下，人民群眾渴望共享發展成果，渴望地區之間協調發展，渴望社會道德得到提升，渴望生態環境得到修復和保護，渴望經濟、政治、文化和社會的全面發展。人民的利益和愿望是黨進行理論創新的導向。科學發展觀和構建社會主義和諧社會等新思想，準確、充分地反映了當代中國人民的根本利益和共同愿望，因而一經提出，即獲得了最廣大人民群眾的真心實意的擁護。

　　(三)解答重大現實課題是黨進行理論創新的緊迫要求

　　理論是為實踐服務的，理論創新必須立足于解決重大的現實課題，這是理論創新的生命力所在。十六大以來，我們黨以解決重大現實課題為理論創新的緊迫要求，使得理論創新更顯針對性和務實性，因而大大增強了其實踐效應。

　　例如，建設社會主義新農村這一戰略思想的提出，就突出反映了三個“緊迫要求”：

　　第一，解決城鄉巨大反差，統籌城鄉發展的緊迫要求。

　　盡管改革開放以來我國農村發展取得了巨大成就，但目前城鄉之間仍存在著“六個巨大反差”。一是城鄉居民收入和消費水平存在巨大反差。農民增收困難，是農業農村經濟發展進入新階段以來的一個突出問題，城鄉居民收入的相對差距和絕對差距都在繼續擴大。2005年城鄉居民收入比高達3.22:1，絕對額相差7328元，占總人口60%的農村居民只購買了不到1/3的消費品。目前城鄉居民的消費水平總體上至少相差10年以上。

　　二是城鄉社會事業發展存在巨大反差。我國城鄉經濟發展差距大，社會事業發展的差距更大。農村上學難、看病難、看病貴、社會保障水平低下等問題相當突出。2004年，占總人口60%的農村人口，只占有23%的全國義務教育經費，僅享有25%的公共衛生資源。農村文化事業相對落后，農民文化生活相當貧乏。

　　三是城鄉基礎設施和面貌存在巨大反差。改革開放以來，我國城市建設步伐加快，城市面貌日新月異。農村盡管也有很大發展，但仍明顯滯后。乃至于有些外國人說中國的城市像歐洲，農村像非洲。

　　四是城鄉財政支出存在巨大反差。近幾年，財政用于“三農”的支出增加較多，但同財政收入的增長速度相比，與農村發展的客觀需要相比，仍然存在較大的差距。《中國統計年鑒》數據顯示，1990—2004年15年間，國家財政用于農業的支出增長率有10年低于國家財政支出增長率。國家財政用于農業的支出的比重，1990—1994年在9%至10%之間，l995—1997年下降至8%左右，2000—2003年繼續下降至7%左右。

　　五是城鄉信貸存在巨大反差。長期以來，農村資金大量流入城市，信貸資金投入嚴重不足，農民和鄉鎮企業貸款難，已成為制約農業和農村經濟發展的突出問題。2005年底，農業貸款余額僅占金融機構貸款余額的7.8%，鄉鎮企業貸款余額僅占金融機構貸款余額的4.4%，均遠低于其在國民經濟中的份額。

　　六是城鄉投資存在巨大反差。近些年，城市建設資金迅速增加，城鄉投資差距不斷擴大，農業和農村發展后勁不足。1997—2005年，農村固定資產投資增長率連續9年低于城鎮；農村與城市投資比連年遞減，從1996年的0.30:1下降到2005年的0.18:1；農村投資占總投資的份額連年遞減，從1996年的23.3%下降到2005年的15.2%。

　　城鄉之間以上六個方面的巨大反差，已經對經濟社會發展產生了很大的制約，不能任其發展下去。這是緊迫性之一。

　　第二，實現現代化社會和現化化過程“雙和諧”，通過建設和諧新農村促進社會主義和諧社會構建的緊迫要求。

　　農村居民占我國人口的絕大多數，沒有城鄉的統籌協調發展，沒有和諧的農村，就不會有和諧的社會。因此，構建社會主義和諧社會的一個十分重要的方面，是要把農村的事情辦好，讓農民安居樂業，和睦相處，使農村社會安定有序，充滿活力。這就涉及到能否實現現代化社會和現代化過程“雙和諧”的問題。這個問題和“三農”問題緊密聯系在一起。發達資本主義國家現代化的過程走的是一條不和諧之路。我們是社會主義國家，不僅最后建成的現代化的社會應該是和諧的，而且現代化的過程也應該努力做到是和諧的。所以從這個角度看，提出建設社會主義新農村，也是實現現代化社會與現代化過程“雙和諧”，通過建設和諧新農村促進和諧社會構建的緊迫要求。

　　第三，按照“兩個趨向”，實現工業化發展階段性轉型的緊迫要求。

　　在黨的十六屆四中全會上，胡錦濤總書記在分析世界發展歷史和進行國際經驗比較的基礎上提出，“綜觀一些工業化國家的發展歷程，在工業時代初始階段，農業支持工業，為工業化提供積累，是帶有普遍性的趨向；但在工業化發展到相當程度以后，工業反哺農業、城市支持農村，實現工業與農業、城市與農村的協調發展，也是帶有普遍性的趨向”。在我國，隨著近年來經濟的快速增長和綜合國力的明顯提高，“實行以工促農、以城帶鄉”的條件已經具備，我國總體上已到了以工促農、以城帶鄉的發展階段，迫切需要順應“第二個趨向”的要求實現工業化發展的階段性轉型，加大力度支持“三農”問題的解決，搶抓機遇促進農村的發展和農村面貌的改變。從這個角度看，全面推進社會主義新農村建設，努力實現城鄉協調發展，也已成為一項緊迫要求。

　　正是由于上述三個“緊迫要求”，十六大以后，以胡錦濤同志為總書記的黨中央站在全局和戰略高度，著眼于“三農”問題這一戰略性的重大現實課題的解決，提出建設社會主義新農村的重大戰略思想，實現了又一大理論創新。盡管在我國，對農村建設與發展的探索早在建國前就開始了，新中國成立后，我們黨曾多次提出過建設社會主義新農村的問題，但2005年10月黨的十六屆五中全會再次提出“建設社會主義新農村”的要求，這不是對以前概念的簡單重復，而是具有鮮明的時代特征，具有更寬廣的建設視野，具有更完整的科學內涵，因此確有其創新的意義。 (周明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