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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72年9月29日，中日關系翻開了嶄新的篇章——恢復邦交正常化。35年來，中日關系起伏跌宕，無數普通人也卷入到這歷史的大潮中，這里有一個日本民間協會負責人的擔當，一個在華日本留學生的中日觀，以及一個留日中國媒體人的堅守……

　　中崎：促進中日友好是畢生信念

　　普通的日本地方中日友好協會的理事長中崎惠，見證了中日關系35年的風風雨雨

　　從第一次上街發傳單，一轉眼37年過去了。中崎惠的白發慢慢增多，但對于傳單的內容，他記憶猶新——“快點實現中日邦交正常化！”

　　作為埼玉縣中日友好協會的理事長，中崎惠這么多年來一直站在中日友好交流的第一線，個中酸甜苦辣他都牢記心中。

　　“快點實現邦交正常化吧”

　　中崎惠大學一畢業就進入市政府工作，做了一名公務員。1970年，32歲的他加入了埼玉縣中日友好友協會。“當時埼玉縣中日友好協會的副會長正好住在我所在的小區，就經常和他見面討教，一來二去，自己對友協也產生了興趣。”

　　加入友協后，中崎參加的第一個比較重要的活動就是“快點實現中日邦交正常化”的宣傳活動，除了給親戚朋友們發宣傳單，他還把宣傳單到處張貼。“37年前的我還是個精力旺盛的小伙子，宣傳活動不僅局限于埼玉，整個首都圈都在我們的‘包圍’之內。”上陣父子兵，中崎還沒忘帶上當時只有6歲的兒子一同參加。

　　在這些宣傳活動中，中崎感受到了來自右翼分子的阻礙。友協在市政府所屬的一個宿舍里，開了一家中國百貨店，但是就是這么一個小小的店鋪，在當時也沒少吸引右翼分子的注意。“我們一開張賣東西或搞一些活動，他們就派人故意搗亂，在店門口的墻上張貼‘別進去’的廣告，還派人站在門口宣傳他們的主張。很多想進店里的普通百姓，為了少惹麻煩都避而遠之了。”

　　由于20世紀70年代初，中日并未正式恢復邦交，友協被認定為反政府組織，擁有公務員身份的中崎在工作單位也受到排斥。“那時真的很痛苦。”中崎回憶道。領導知道他參與了友協，提升科長時就讓他比別人晚了好幾年。“別人都升官為什么就我不升？但是我也沒太往心里去。”

　　遇到這么多困難，中崎沒想過退出友協。“妻子開始時很擔心我的安全，對我‘固執’地參加友協不太理解。但我始終覺得友協的活動是和平運動，那些反中日友協的人在我看來，都是腦中還殘留著戰爭的意識。我把友協的活動當作自己畢生的信念，從來沒動搖過。”

　　“第一次到中國是個美好的回憶”

　　1972年9月29日，中日正式簽署邦交正常化協議。這不僅對中日關系的發展來說至關重要，也改變了中崎的生活。“當我從媒體中得知中日真地恢復邦交正常化時，簡直激動地快要跳起來了。”

　　一直沒有機會訪華的中崎，終于在1974年如愿以償。“實現邦交正常化后，中日之間締結了航空協定。1974年，我乘坐第一架從日本飛往中國的飛機于9月29日到達北京。”在中國的21天，中崎參加了國慶節的慶祝宴會。作為訪華團代表，他特意致詞并問候了每一桌客人。“這確實是個美好的回憶。”

　　回國后，他還接到了中國駐日大使館的邀請。那時日本的右翼分子勢力已經有所減弱，但中崎的人身安全仍然受到威脅。“我去中國大使館時，都是大使館派專車來我家門口接我。走到埼玉和東京的交界附近，發現縣警一直跟在我的車周圍‘護送’我。”這令中崎頗為感慨。“雖然右翼勢力依然存在，但是日本社會對友協的態度已經發生了變化。”這種“護送”，在中日邦交正常化以前是難以想像的。

　　邦交正常化后，友協的工作重心從以前的幫助滯留在中國的戰爭遺孤返回中國，轉移到了舉辦各種民間交流促進中日友好，中崎在友協施展的空間一下子變大了。光是赴華的留學生就派遣了200多人，而這一活動一搞就是20多年。此外，舉辦中日兒童繪畫展、開辦中國留學生中文課堂等，也都是中崎在友協的“成就”。

　　“面對威脅論，我有信心贏”

　　35年來，中日關系的發展并非一帆風順。特別是在小泉內閣期間，由于首相參拜靖國神社等問題，中日領導人互訪中止了5年多。這期間，中崎也很焦急。他給當時的小泉內閣發出了抗議信。“作為一國領導是不能去參拜的，現在還有很多戰爭受害者仍然活著，參拜是對這些人的不尊重。所以每次小泉去參拜，我都很生氣，也覺得很羞愧。”

　　近年來，隨著中國經濟的發展，“中國威脅論”在日本逐漸盛行，而中崎把這歸于日本國民對中國的缺乏理解。“戰后日本政府也好、媒體也好，都在極力塑造一個圍著美國轉的日本。美國一嚷嚷‘中國威脅論’，日本也跟著擔心起來。”

　　在中崎眼中，日本媒體也有不可推卸的責任。“很多日本媒體都曾高頻率報道過中國人在日犯罪率如何高，但我覺得這些很多都是利用事件作的煽動性報道，助長了日本國民對中國的誤解和偏見。”如今的中崎有著上百次的訪華經歷，對中國發展的實情很了解，“如果有人想和我辯論‘中國威脅論’，我還是有信心辯贏的。”

　　“為中日友好做點事，我很快樂”

　　去年的安倍前首相訪華和今年的溫家寶總理訪日，讓兩國百姓不禁產生了“中日關系的春天到了”的感慨。但是也有人開始質疑友協存在的必要性：政治關系不好的時候需要友協進行協調和民間交流，政治關系升溫后，友協還有存在的必要嗎？

　　“其實1972年恢復邦交正常化時，就有很多人提出過這個問題，也有很多人退出友協。但我認為政治是政治，民間是民間。”中崎解釋道：“政府作不了的事還有很多，這時友協往往發揮重要作用。比如今年的高中生互訪，具體操作都是友協進行的。”

　　友協是中日民間友好的一面鏡子，也會折射出目前中日交流所面臨的客觀問題。

　　“因為中國對于日本不再那么陌生，所以舉辦一些介紹中國的活動時，遇到過叫好不叫座的情況。為了紀念邦交正常化35周年，10月份將邀請山西省京劇團來演出，我們只盼著能不賠本就好。”

　　還有一個讓中崎感到擔心的問題是，友協青年會員比較少，缺少新鮮血液。“我加入友協時30多歲，當時我這個年齡段的人很多。但現在友協的事務局里，30歲左右的干事一個也沒有。我這樣快70歲的人在這里就算年輕人了。”中崎苦笑道。

　　為了節約人力成本，擔任友協理事長的中崎，幾乎包攬了從計劃書到報告書的起草工作。在電腦前，戴著老花鏡的他正一邊思考一邊噼里啪啦地敲擊著鍵盤：“我沒有做過什么驚天動地的大事，但是能在友協踏踏實實地做點事，就很快樂。”(記者一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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