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前，法院終審判決海南省國有資產監督管理委員會原副主任劉連璉受賄、巨額財產來源不明一案，對劉連璉數罪并罰，決定執行無期徒刑，剝奪政治權利終身，并處沒收個人全部財產。其中，劉連璉不能說明合法來源數額的財產折合人民幣2000多萬元。(《濰坊日報》9月9日)

　　此案中，來源不明的2000多萬元是劉連璉涉案金額的“大頭”，這僅導致他因此領刑4年。這就不可避免地引出一個問題：對“巨額財產來源不明”最高5年有期徒刑的處罰，會不會成為一些人逃避相應法律制裁的通道？

　　這是一個老問題，同時又是一個新問題。說它老，是因為在這幾年的全國“兩會”上，巨額財產來源不明罪量刑過輕的問題，已被代表和委員多次提起，成了一個“老資格”的議案和提案。說它新，是因為它在近年的涉及領導干部的職務犯罪中，頻頻出現，金額不斷攀升，妥善解決這個問題已經成為一個迫切的現實需求。

　　安徽省阜陽市原市長肖作新及其妻子，非法所得折合人民幣2000多萬元，其中受賄僅200多萬元，來源不明的財產達1800多萬元。江西省原副省長胡長清，湖南省“三湘女巨貪”蔣艷萍，遼寧省沈陽市原市長慕綏新……都存在“巨額財產來源不明”的情況。他們果真不記得這些錢是怎么來的了？還是他們即使記得也裝作不記得？筆者以為，盡管我們不能否認前一種情況的存在，但是，法律應當想辦法杜絕后一種情況出現，也就是說，法律不能讓任何人從“巨額財產來源不明”中獲益。

　　如何對待“巨額財產來源不明”，法律界認為受制于兩個問題，一是該不該“疑罪從有”，二是能不能“舉證倒置”。筆者以為，這兩點，其實根本不存在問題。因此而遲遲不修改相關條文，不但杞人憂天，還在一定程度上貽誤了反腐事業。

　　關于“疑罪從有”，假如法律把巨額財產來源不明，認定為貪污罪、受賄罪等，那么才是疑罪從有。事實上，“巨額財產來源不明”已經有罪，即巨額財產來源不明罪，談不上從有還是從無。而且，把“巨額財產來源不明”歸為巨額財產來源不明罪，符合《聯合國反腐敗公約》，也符合我國經法定程序制定的法律。那么，“疑罪從有”就不再成為一個問題，接下來的關鍵在于：法律對“巨額財產來源不明”的罰則過輕。于是，防止有人從中獲益的辦法就是——使“說不清來源”的懲罰比“說得清來源”的懲罰更重。

　　關于“舉證倒置”，其實和“疑罪從有”一樣，不成為問題。如果要把“巨額財產來源不明”定罪為貪污罪、受賄罪，當然要提供足夠的證據。但是，“巨額財產來源不明”本身就犯了巨額財產來源不明罪，它不需要檢察機關舉證，天然需要由被告來證明自己清白。這一點，也是符合國際慣例和我國的實際情況的。

　　“巨額財產來源不明”不能永遠“不明”下去。在一個法治社會中，每一個人的合法經濟來源，都應該是能夠見陽光的。法律應該教會每一個人，記住自己巨額財產的來源，如果你不能確保自己記住巨額財產的來源，那么，就不要什么錢都往口袋里裝。只裝你能夠記住的、合法的錢，那么法律不會動你一根毫毛，相反還會保護你。(李知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