昨天的《法制日報》報道了一件“怪事”：江西有個小偷四年前偷了兩根項鏈，但公安機關認為不構成犯罪，就由南昌市勞動教養管理委員會對其處以勞動教養，誰知小偷“不領情”，他堅定地認為自己犯罪了，所以一紙訴狀將南昌市勞教委告上法庭，要求撤銷勞教決定，轉為追究他的刑事責任。更出乎意料的是，南昌市東湖區人民法院支持了小偷的訴訟請求，認為小偷已構成盜竊罪，確實該去坐牢。

　　是這個小偷瘋了嗎？當然不是，小偷也是從最有利于自己的角度來打這起官司的，此舉背后，實質是勞教制度的尷尬顯露。

　　俗稱“二勞改”的勞動教養源于1957年8月由國務院頒布的《關于勞動教養問題的決定》。50年來，這一制度基本沿用了最初的設計思路。

　　勞教跟勞改一樣，均以剝奪被處罰人人身自由為核心，僅從執行方式上看，很難分辨兩者的區別。而從長度上看，勞教可被處以1-3年，一定條件下還可延長1年。也就是說，最長的勞教可達到4年。刑法中關于五大主刑的設置，管制明顯比勞教要輕，拘役通常在6個月以下，最長不得超過1年，也比勞教輕。甚至被判處有期徒刑，也還有緩刑的可能。就南昌這一個案看，小偷如被訴至法庭，因盜竊數額不多，情節也不嚴重，多半會被判處管制或拘役。而被當作違法行為處理，如果作為僅次于犯罪的“嚴重違法行為”來處理，則至少也得一年以上的勞動教養。刑法中有羈押一日折一日的規定，相比較而言，勞動教養沒有折抵規定，剝奪的人身自由時間更長。孰輕孰重，小偷已經作出了符合普通人理性的選擇。

　　近幾年來，隨著收容遣送制度被取消，勞動教養已被推上了司法改革的風口浪尖。勞教的尷尬并不僅僅因為其嚴厲程度與處罰行為的性質不相適應，而更在于這一制度已產生了與新的法律的沖突。《立法法》第8條明確規定，限制人身自由的處罰或強制措施只能由法律規定。此處的“法律”，僅指全國人大及其常委會通過的規范性文件。不論是1957年《關于勞動教養問題的決定》還是1979年《關于勞動教養的補充規定》，均為國務院頒布的行政法規。1982年1月由公安部公布的《勞動教養試行辦法》，則為一個部委規章。這些法規、規章自2000年7月1日《立法法》施行以后，事實上都面臨著重新規范的緊迫性。

　　于立法層面，全國人大常委會已將制定《違法行為矯治法》列入了本屆常委會的立法規劃。兩年前，被認為是勞教制度終結者的《違法行為矯治法》草案初次露面，雖然草案引入了聽證、申訴等程序，加大了對被處罰人的權利保障，但也因沿襲了由公安機關主導處理的行政化思路而引發爭議。而今，勞動教養或曰違法行為矯治該繼續保留行政化模式，還是向司法化變革，爭議還將持續。

　　這起“寧判刑也不愿勞教”之訴，再次凸顯了舊法規的不合時宜及出臺新法律的緊迫性。　(海南學者王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