湖北5名貧困大學生最近成為了新聞焦點，和他們一起成為焦點的還有對他們進行資助的襄樊市總工會、市女企業家協會。8月中旬，這5名貧困大學生被襄樊市總工會和市女企業家協會取消繼續受助的資格，因為他們受助一年多，沒有主動給資助者打過一次電話、寫過一封信，更沒有一句感謝的話。(8月22日《楚天都市報》)

　　受資助者屬于弱者，他們的行為也許出于自尊或自卑心理，對他們進行道德追問顯得有些殘忍。不過，資助者的苦衷也是可以理解的。一件本來美好的事情，似乎并沒有留下慈善的美好余溫。當然，捐助貧困大學生的目的，并不是花錢買感謝信，相信多數捐助者在捐款的時候，都是希望以自己的能力，幫助社會上需要幫助的人。

　　然而要培養一個人，不僅僅是通過經濟上的支持使他完成學業，還要通過捐助讓他同時學會做人。如果受捐助者真的對捐助無動于衷，或者認為理所當然，或者因為“自尊心”而不愿意對捐助人說一聲簡單的謝謝，那么我們很難想象，助學善款培養出來的學生是一個合格的社會人。如果果真如此，這筆捐款就沒有實現培養完整的“人”的價值。

　　但此事勢必存在爭議。從報道細節看，“入學前，該市總工會給每名受助大學生及其家長發了一封信，希望他們抽空給資助者寫封信，匯報一下學習生活情況”———既然是“希望”，就不是強制性的約束，那么，受助學生會認為，即便沒有寫信，也不能說違背了捐贈協定，就是沒有感恩的心；但在捐贈者看來，既然沒有“表達”出來，就是沒有感恩之心。

　　這里的關鍵問題，出在雙方缺乏明確的捐贈契約，捐贈的附加條件僅僅是捐贈者的一種想法而已。結果就只能以道德標準來判定雙方對錯，但顯然，對道德的理解，雙方難免各執一詞。

　　實際上，此前類似的問題，已經發生多起。先是演員孫儷不滿其資助貧困生消費過高停止了捐助；不久前深圳患者小娟將10萬元剩余捐款帶回老家，引發巨大的爭議……越來越多的慈善捐助糾紛提醒我們，目前已經到了為慈善工作建立制度性保障的時候了。

　　慈善是一種社會良知的體現方式，也是一種社會契約精神的體現方式。捐助的目的，是為了幫助受助人完成自身經濟條件無法完成的事情，而受捐助人，也應該將這些善款用于捐助所希望達到的領域，如助學、治病、救災等。在這個過程中，雙方形成了實質上的契約關系。為了這份信任能夠長久，我們呼喚慈善立法，保護這種扶危濟困的意識和社會各種群體之間的契約精神。

　　因此，民政部副部長日前向媒體介紹說，《慈善法》已經列入人大和國務院立法計劃。其實慈善捐助的許多環節，包括善款使用方法，使用范疇，捐助人和受捐助人雙方的權利和義務等，都是制度保障應當關注的領域，應該通過法律條文或者雙方的約定固定下來。慈善工作確立法律法規的目的，不僅僅是為了約束捐助雙方的責任和義務，同時還是保護社會慈善這種活動的良性開展。只有一種有制度有規范的社會慈善工作，才能夠更好地培養社會的慈善意識和契約精神。

　　我們都知道，慈善事業既是經濟事業發展的晴雨表，也是調節貧富差別的平衡器。它能夠通過公眾良知，將社會資源最大限度地調配到最需要的個人或者群體身上。如果說一次捐助活動，可以讓被捐助人感受到社會的美好和關懷，今后能夠更好地反哺社會，那么更加完善的制度性保障，則能夠讓這個社會不會因為信任的缺失，而流下失望的淚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