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0年前的七七事變后，美國海軍陸戰隊上尉埃文思卡爾森作為戰場觀察員，對一支被稱作“八路軍”的中國軍隊進行了“零距離”考察。從此以后，他成為八路軍的狂熱追隨者。太平洋戰爭中，卡爾森效仿八路軍建立了自己的海軍陸戰隊突擊營，這個突擊營英勇善戰，引發了美國人的廣泛贊譽，并創造了英語中一個新詞——來源于中文的“工合”(GungHo)，其意義是“起勁的、賣力氣的、拼命一干”。

　　人民軍隊民主平等的精神，影響到一支大洋彼岸的美國部隊，感動了美國人，這個鮮為人知的歷史故事背后，隱藏著人民解放軍無往不勝奇績的精神法寶。

　　美軍中的“八路軍”

　　70年前，卡爾森來到中國考察，并曾與八路軍一起行軍作戰，一起對民眾開展宣傳與組織工作，與八路軍從總司令到普通士兵的許多成員都進行過坦率地交流。爾后就“簡直像個著了魔的人”似的，成了“八路軍”的鐵桿“粉絲”——不遺余力地為中國抗戰奔走、游說、寫作。

　　他稱，“我所見到的是料想不到的事實，是我終生難忘的閱歷”。

　　在中國以及八路軍中的經歷給了卡爾森先生以極大的影響。太平洋戰爭爆發后，卡爾森直接上書羅斯福總統并獲批準，組建了以中國八路軍為范本的海軍陸戰隊第二突擊營——這也是現代特種作戰部隊的雛形之一。

　　這支特種作戰部隊以“工合”(Gung-Ho)兩個漢字為口號，“把斯巴達式的體育鍛煉制度同他在八路軍中體驗到的官兵一致的戰友關系結合在一起”，運用八路軍式的游擊戰術轉戰于“敵人后方”，創造過諸多不凡的戰績——在瓜島反攻中的一次成功戰例，被譽為“海軍陸戰隊史上一次最重要的作戰巡邏”，被美國民眾傳頌一時，以至于這支部隊本身的番號鮮為人知，而“工合突擊隊”之名卻不脛而走，就連好萊塢拍攝反映他們故事的影片也以“工合”冠名。

　　卡爾森對“工合”二字的解釋是“合作工作”，這是他對八路軍“集體精神”的簡單詮釋，而且也被認為是他在八路軍那里學到的“最主要的東西”。

　　八路軍官兵之間“親密無間的關系”，以及“官長和士兵之間息息相通”的“政治工作”，都讓這位來自自由女神國度的虔誠基督徒感觸良深，認為這是這支軍隊葆有蓬勃旺盛戰斗力的源泉之一。

　　他對比道，“在美軍中，同共產黨在八路軍中所進行的‘政治工作’最近似的方式，也就是長官訓示了。偶爾也有個別的軍事長官同士兵關系密切，給他們講解軍事上以及道義上的原因，而事實上，這種情況是很少見的。”

　　卡爾森先生對人民軍隊建軍思想的學習很難說有多么深入多么徹底，然而他仍然獲得了相當的成功：在他的“工合突擊隊”中，軍官們也像八路軍指揮員一樣放棄軍隊中一切傳統的特權，平等地與士兵同吃、同穿、同工作、同戰斗，同甘共苦，并仿照八路軍的政治工作建有“公開談話制度”，“下級士兵可隨便向長官提供意見，上級長官與士兵共渡艱苦。作戰計劃都在事先解釋給兵士們聽，戰爭中所犯的錯誤都于事后共同檢討。”

　　這樣的仿效在“工合突擊隊”官兵中激發了“官兵一致”的集體精神和戰斗熱情——一位名叫馬哈邁的運輸艦炮手就曾言：“我曾經赴湯蹈火過，我還要赴湯蹈火，只要我能跟著這個人——卡爾森中校”。

　　這真是一個耐心人尋味的故事。來自以“人人生而平等”之“天賦人權”為立國之本的美利堅合眾國的職業軍人，卻在貧窮落后的東方國度一支農民軍隊那里尋找和學習到了“官長和士兵之間息息相通”的“親密無間關系”，而這樣的官兵關系顯然是他此前從未見識過的——盡管諸如“平等”、“民主”此類的字眼兒在他所在的國度肯定早已是人人耳熟能詳。

　　共產黨員率先垂范

　　毫無疑問，卡爾森先生此間見識的是一支踐行了民主精神的新型軍隊。

　　這樣一支軍隊誕生在一個封建傳統根深蒂固的國度，其成員又大多是“封建宗法制度統治下的舊式農民”，這是掌握了先進思想武器的中國共產黨人的偉大創舉。

　　大革命失敗及隨后武裝起義受挫的教訓使中國共產黨人認識到：共產黨人不僅要改朝換代，而且要進行人民革命。這樣的革命任務是一切雇傭軍性質的舊式軍隊所無法承載的，必須以革命民主主義對舊式軍隊進行根本改造，建立一支“無產階級領導的新型軍隊”。

　　這是一個“開天辟地”的全新課題。

　　人民軍隊草創之初，也是一支人民起義軍——從組成成分上來說與歷史上相類的農民軍并無不同，所繼承的仍然是封建雇傭軍隊的遺產。即或是像葉挺獨立團這樣由共產黨人直接掌握的部隊，其募兵、管理、教育等許多制度，依然沒有沖破舊式軍隊的規范和制度。

　　要在這樣一份遺產上建立一支“無產階級領導的新型軍隊”，實行軍事民主，前提是實現每一個個體在政治經濟地位上的平等，這就必須打破傳承了幾千年的舊有封建等級秩序。否則就很容易陷入所謂“集體行動困境”：人人都愿意“搭便車”享受革命成果，而很少有人愿意為贏得革命勝利而承擔成本或付出“犧牲個人利益”的代價。

　　以毛澤東為代表的共產黨人以自身的率先垂范，成功地跨越了這個“集體行動困境”：他們對舊式封建雇傭軍隊的遺產予以了根本性的批判與改造，在自古以來就等級森嚴的軍隊中貫徹了革命民主主義精神——在秋收起義失敗后的“三灣改編”中，這種“革命民主主義精神”在初創的人民軍隊中被“制度化”為：

　　“支部建在連上”，實現黨對軍隊的絕對領導，共產黨人既是戰斗保壘也是民主示范，永遠在戰斗中率先垂范，第一個犧牲自己；取消軍官特權，官兵待遇基本平等；廢止肉刑制度，將“不打人罵人”列入軍隊紀律；建立代表士兵權利的士兵委員會，士兵們可以通過自己的組織在政治上取得和軍官一樣的權利，可以批評官長，反映士兵意見，監督各單位的財方開支，管理伙食……

　　就連一向作為軍官專利的作戰指揮，士兵們也可以通過士兵委員會表達自己的意見。

　　大將黃克誠生前回憶過人民軍隊初創時期的一個故事：

　　我到井岡山后，毛主席提出軍隊不能發餉了，要搞供給制。我當時想：這個辦法行得通嗎？對于有覺悟的共產黨員來說，這樣做不成問題，但很多戰士不發餉怎么行呢？當兵的發餉，當官的發薪，是一切舊軍隊的慣例。北伐時的國民革命軍也是這樣，當個少校每月有一百幾十塊大洋。現在一下子變過來，隊伍能帶下去嗎？我有些懷疑。可是后來，這個辦法居然行通了。只要干部帶頭，官兵一致，就行得通。……每個人一天只發五分錢的伙食錢，包括油、鹽、醬、醋在內。在這樣艱苦的情況下，部隊不僅沒有散掉，反而越打越強，成為一支新型的人民軍隊。

　　這個故事生動地道出了共產黨人“勇于承擔集體行動成本”的魅力。他們使整個集體由此產生了“不計報酬也樂意付出高水平努力乃至犧牲”的“集體精神”——也就是卡爾森先生詮釋得未必準確的“工合”，當“民權主義”還流浪于學者書齋之時，中國共產黨人已經腳踏實地以自身的“率先垂范”，將“人人生而平等”的觀念成功地植入了自己的團隊，并不斷地讓人民群眾因此而獲得實際利益，在靈魂深處迸發出了“成為新社會主人”的斗爭熱情。

　　人民軍隊的力量源泉

　　人民軍隊中實施的“革命民主主義”不僅使廣大官兵緊密地團結在一起，使人民軍隊真正成為一個堅強的“執行革命政治任務的武裝集團”，也有力地分化瓦解了敵軍陣營：大量被俘的敵軍官兵在人民軍隊中感受到了新舊軍隊的兩重世界，精神上獲得了極大的自由和解放，因而“同樣一個兵，昨天在敵軍不勇敢，今天在紅軍很勇敢”，“紅軍像一個火爐，俘虜兵過來馬上就熔化了。”

　　共產黨人這些創造在著名的“古田會議決議”中正式形成了綱領性的文獻，也從此成為了人民軍隊一以貫之的建軍原則，經過長期革命斗爭實踐的檢驗后，又在人民解放戰爭時期的“新式整軍”運動中，完善并總結成為人民軍隊內部的三大民主——政治民主、軍事民主、經濟民主，成為處理軍隊內部關系的基本準則，也成為了克敵制勝的重要法寶。

　　舊軍隊那種“上一呼而下百諾”的官兵關系，被干部戰士平等相處，官教兵、兵教官的新型關系所取代，廣大官兵通過“三大民主”自己教育自已，自已提高自己，人民戰爭的戰略思想融化在了每一個人民戰士的胸中，人民軍隊的“三大紀律八項注意”為每一個人民戰士所自覺奉行，相互督行，不僅改變了軍隊的精神面貌并且煥發出強大的戰斗力，也造就了一代又一代完全新型的革命軍人：

　　他們有英勇頑強的戰斗精神，始終以低劣的裝備，戰勝國內外強大敵人；他們有堅定的信念，因而表現出驚人的凝聚力，無論是面臨艱苦的環境還是戰斗，哪怕只剩一個人，也從未喪失戰斗勇氣；他們有高尚的精神境界和道德原則，能夠以自身的道義感召，成為改變社會制度和風尚的模范；他們的軍營是育人的學校也是勞動的組織，能夠“自己動手，豐衣足食”，甚至創造了軍隊不吃官糧還上交公糧的奇跡。

　　民主之花首先在人民軍隊大放異彩，中國共產黨人“改造中國與世界”的宏愿，在人民軍隊中首先得到奇跡般的驗證。(文/周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