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聲明：刊用《中國新聞周刊》稿件務經書面授權)

　　如何在體現寬嚴相濟和對受害人實質撫慰精神的同時，避免出現可能的“花錢買刑”乃至“花錢買命”等妨礙司法公正現象的出現，是刑事和解更大范圍推廣的前提

　　文/韓永

　　當羅方(化名)的父母將7000塊錢交到孫力(化名)及其單位領導手中的時候，他們正在將自己兒子的命運交與一項新的司法制度。

　　2007年6月19日，北京市東城區人民法院審結了一起盜竊案。被告人羅方于去年10月中旬從單位離職，但他保留了單位鑰匙。在隨后的一個月時間內，羅方多次深夜返回公司上網和撥打聲訊臺交友電話，話費累計達681元。同時還竊走同事孫文的攝像機和單位的打印機等價值7475元的物品。

　　案發后，羅的家屬積極賠償了被害人及單位的損失，單位也出具了書面和解意見，希望法院不追究羅某法律責任。

　　正式開庭前，法庭特別安排被盜同事與羅方及其家屬見面。面對昔日同事，羅方誠懇道歉，失聲痛哭。同事表示諒解，請求法庭從輕處罰。

　　綜合以上因素，法官作出如下判決：“犯盜竊罪，拘役六個月，緩刑六個月。”羅方被當庭釋放。

　　值得注意的是，“刑事和解”作為一項頗受爭議的新型司法制度，首次出現在東城區人民法院的司法判決中。

　　和解了案

　　“這個案件正好與我們設定的幾個條件相符。”東城法院刑一庭庭長狄啟騁告訴記者。他們為適用刑事和解設定的條件包括：一、自訴案件或者因民間糾紛引發的盜竊、故意毀壞公私財物等侵犯財產犯罪、輕傷害犯罪、過失犯罪等，事實清楚，證據確實、充分，依法可能判處三年以下有期徒刑的公訴案件；二、被告人犯罪情節輕微，對主要犯罪事實沒有異議，有悔罪表現，已全部或部分承擔被害人合理賠償費用，被害人要求從寬處理或者不追究被告人的刑事責任；三、被告人與被害人達成書面和解協議。

　　據該案主審法官、刑一庭副庭長陳錦新介紹，和解的過程非常順利。由于對被害者的賠償工作早已完成，被告人的悔罪態度就成為關鍵，而羅方的悔罪態度非常好，對被盜同事、自己家人、原單位充滿深深的愧疚，每每在和解的現場痛苦流涕，不能自已，原單位領導和被盜同事深受觸動。并且，羅方以前在單位的表現不差，與同事之間關系也很融洽，他們也希望在這個節骨眼上拉他一把。原單位領導甚至表示，如果羅方愿意，他們非常歡迎讓他重新回來工作。

　　于是，程序在相互信任的氣氛下快速流轉，法庭向當事雙方發放《輕微刑事犯罪案件和解從寬當事人權利義務告知書》，受害者與被告家屬簽訂和解協議，法院審查該協議，酌情作出從輕或減輕處罰的判決。

　　陳錦新告訴記者，由于準備工作做得非常充分，最后實際開庭的時間還不到一個小時。

　　寬嚴相濟 節省資源 實質撫慰

　　東城法院刑一庭庭長狄啟騁告訴記者，試行刑事和解制度的初衷，一是貫徹寬嚴相濟的刑事政策，二是為被害人解決實際問題。

　　“對輕微刑事案件的被告人處以監禁的刑罰，有時未必能收到很好的效果。”狄庭長表示，有人會對判罰表示懷疑，有人會因此增加對社會的仇恨、對被害人的仇恨，這些種子在監禁場所里埋下，會在他們重新走入社會后發芽。東城法院陳錦新法官告訴記者，羅方案如果不適用刑事和解制度，羅可能會被判處一年半左右的刑罰。

　　2004年，北京市海淀區人民檢察院對該區看守所400名短期服刑人員開展了一項實證調查，結果顯示，有56.2%的人表示對前途憂慮，不知道出去后將來如何發展；53.6%的人認為監禁刑在其心理上產生了不利影響，導致性格壓抑，甚至人格扭曲；49.3%的人認為在看守所容易學到不好的東西。

　　“相比之下，把他們放在社區里進行教育，一是有一個平和的氛圍，二是監督主體換成了相熟的鄰居、居委會人員，更容易產生自我約束的內在動力。”狄庭長這樣表述他們的想法。

　　催生刑事和解制度的另一動力是對被害人的實質撫慰。狄庭長告訴記者，東城法院的刑案執行率在京城所有法院中名列前茅，仍然還有一半以上的案件難以執行。

　　而廣東東莞中院的一份報告顯示，該院2003年刑事附帶民事案件23件，申請執行總標的254.7萬元，實際執行數額3.53萬元，執行率為1.4%；2004年案件數61件，總標的額603.7萬元，實際執行數額為0；2005年案件數66件，總標的額832.9萬元，實際執行數額24.7萬元。

　　群眾將勝訴卻難以得到執行的情況形容為“法律白條”。很多學者認為，“法律白條”現象的存在，不但損害了司法判決的權威，而且會帶來更為嚴重的后患，一些社會不滿情緒很可能會流向制度之外，嚴重沖擊社會秩序。

　　而在實行了刑事調解制度的北京市朝陽區人民法院，2006年刑一庭共審結刑事和解案件327件，解決賠償金額600多萬元。

　　朝陽區人民法院刑一庭法官李加曾向媒體表示：作為一審法院刑事審判庭的法官，他們希望通過案件審理，一方面實現刑罰預防和懲罰犯罪的功能，另一方面也使被害人得到精神上和物質上的安撫和彌補。

　　北京市檢察機關的《北京市檢察機關刑事和解實證研究》課題組曾經向“和諧社會語境下的刑事和解”研討會提交了一份研究報告，該報告在對東城、西城、朝陽、海淀、豐臺、大興、昌平七個區的檢察院公訴部門就輕傷害案件的和解情況在進行數據調查的基礎上給出下面一組數據：

　　在某一個兩年半時間段內，七區檢察院公訴部門共受理各類刑事案件27427件，其中輕傷害案件共4607件，輕傷害案件中，檢察機關適用和解結案的共667件，和解適用率為14.5%。

　　輕傷害案件經和解后，作移送公安機關撤回(撤案)處理的共534件，占80.1%；作相對不訴處理的共129件，占19.3%；作起訴處理的僅4件。

　　上海崇明縣人民法院適用刑事和解制度后，刑事附帶民事(包括自訴)案件調解撤訴率2005年達到94.28%，2006年為81.82%。

　　因撤案或撤訴而產生的司法資源的節省，也是法院或檢察院引入刑事和解制度時的一個重要考量。

　　“審案的壓力特別大。”東城法院刑一庭庭長狄啟騁告訴記者。有同樣體會的還有朝陽法院刑一庭庭長劉玉清，朝陽法院刑一庭一年要審理1000多個案件，有的法官一年要審理260多個案件。

　　北京師范大學宋英輝教授接受記者采訪時表示，經過刑事和解處理的案件，上訴的幾率幾乎為零。

　　爭議未決：花錢買刑?

　　這種當事人通過先行賠償、達成和解協議進而獲得法院輕判的制度，并不始自于東城法院。

　　早在2005年10月10日，北京市朝陽區人民法院就將民事案件中適用效果良好的庭外和解制度，首次應用于刑事案件領域，規定對進入訴訟程序、符合規定的刑事自訴案件和刑事附帶民事訴訟案件，在自愿、合法的基礎之上，法官積極促成當事人就爭議問題通過協商達成和解方案。對已經賠償了被害人經濟損失的被告人，在量刑時酌情予以從輕處罰。

　　而在更早的2004年，南京市雨花臺區檢察院就領全國之先，組織公安、司法、街道等進行座談，探索輕微刑事案件的處罰辦法，并整理推出了《雨花臺區輕微刑事案件聯合調整會議紀要》。

　　在此后的兩年內，北京、上海、廣東、安徽、湖南、山東煙臺、福建廈門、江西撫溪、江蘇南通不少檢察院、法院紛紛向雨花臺看齊，刑事和解制度在中國廣袤的大地上落地開花。

　　東城區法院的這一次制度嘗試，用一位業內人士的話說，或許可以看作在適用了相當長的一段時間后，刑事和解制度逐步走向成熟，得到業內認可，吸引了類似東城法院這樣的第二批擁躉。

　　但從刑事和解產生的第一天起，就伴隨著各種爭議和批評。

　　一個頗有代表性的質疑是“花錢買刑”，有學者表示，刑事和解制度就是基于物質利益的一種相互妥協。

　　《中國青年報》刊登的一篇評論認為，所謂的對“做出經濟賠償的被告人給予從輕處罰”，可能會成為被告人以錢買刑，違反被害人意愿，損害被害人利益，損害司法公正的工具。還有媒體評論認為，“當富人借金錢獲得了寬免，刑法必將僅僅針對窮人”。

　　清華大學周光權教授認為，刑事和解會導致與罪刑法定的基本原則相沖突，使得罪與刑的關系不是相適應，而是罪與刑關系的變形。“刑事和解制度試圖在刑法制度之外探討有回旋余地的糾紛解決機制，在一定程度上消解了刑法的命令性、工具性，軟化了刑法的強制性。”周教授指出。

　　還有批評者認為，刑罰是對犯罪人的一種社會懲罰，而并非僅僅為了使受害人得到心理上的補償，刑罰制度不是一種補救方式而是一種懲戒方式。并且，刑事和解很難保證，犯罪人與受害人的和解是出于雙方真實的意思表示，道歉和認罪行為是無法辨別真偽的。

　　東城法院狄庭長表示，悔罪應該有外部表現，他們將被告人對受害人的賠償行為視為悔罪的具體表現。同時，他們會對當事人的和解過程與和解協議進行監督、審核，避免出現被害人漫天要價和被告人高價收買受害人的情況出現。

　　適用之爭：能否“花錢買命”

　　今年年初，廣東東莞中院在一起搶劫致人死亡的案件中適用刑事和解制度，致害人在賠付了受害人5萬塊錢后，最終獲得死緩的從輕判決。該案成為輿論關注的焦點，東莞中院也因此招來“花錢買命”的輿論質疑。

　　中國政法大學陳光中教授認為，這一判決之所以引起輿論的關注，“因為以前這種和解主要適用于各種輕罪，而現在的趨勢是，這種做法現在正逐步推廣到一些重罪的審理中。”

　　“我們暫時只考慮適用于輕微刑事案件。”東城法院狄庭長告訴記者。

　　北京市人民檢察院副檢察長甄貞表示，刑事和解的適用范圍應限制在輕微刑事案件中，這是寬嚴相濟刑事政策的內在含義。

　　最高人民檢察院研究室有關人士表示，人民內部矛盾引發的輕微刑事案件可以刑事和解，而那些反映對抗性矛盾的嚴重暴力犯罪則不能搞和解。

　　有學者認為，輕微刑事案件的被害人有可能真正諒解犯罪人，而要那些嚴重刑事案件的被害人從內心里諒解犯罪人則很難，“除非是看在錢的份上”。

　　中國政法大學陳光中教授則主張，“無論是重罪還是輕罪，只要不是非殺不可的就可以適用。”

　　北京大學陳瑞華教授也表示，“刑事和解制度是大勢所趨，以后要逐漸適用于3年以上的案件。”

　　立法懸疑

　　圍繞刑事和解的爭議不斷，除了制度本身的因素之外，沒有明確的法律依據也是遭人詬病的重要因素。

　　雖然最高人民法院《關于審理刑事附帶民事訴訟范圍問題的規定》第四條規定：“被告人已經賠償被害人物質損失的，人民法院可以作為量刑情節予以考慮”，但這只是一條司法解釋。而《刑事訴訟法》第一百七十二條和一百四十二條雖然也分別規定了法院、檢察院可以對犯罪情節輕微的刑事案件適用調解，但失之于籠而統之的法律精神，沒有落實為具體的法律制度，適用的說服力明顯不夠充分。

　　于是，要求對刑事和解進行立法的建議開始漸次出現，有的學者甚至已經將其提升到操作程序。

　　今年“兩會”期間，全國人大代表、哈爾濱市人民檢察院反貪局局長孫桂華提交議案，建議在刑事訴訟法修改時增加刑事和解制度。

　　她建議增加對未成年人犯罪、輕微刑事犯罪、過失犯罪的和解結案程序。對于以上犯罪，如果犯罪嫌疑人主觀惡性不大、認罪悔過、自愿賠償并取得被害人諒解，被害人要求或同意不再繼續追究犯罪嫌疑人責任的，可以對犯罪嫌疑人作出不起訴決定。

　　提交類似提案的還有全國人大代表、湖南省人民檢察院檢察長何素斌。

　　但在北京市人民檢察院副檢察長甄貞看來，現在立法有點操之過急。她認為，“立法需要積累更多的實踐經驗”，而目前有關刑事和解制度的爭議塵埃未定，新制度顯然需要一個更長的考察期。

　　但在一些學者的積極推動下，刑事和解立法正有從一般呼吁向操作層面邁進的跡象。在陳光中教授主持的刑事訴訟法再修改課題成果《中華人民共和國刑事訴訟法修改專家建議稿》第20條中，就明確將刑事和解作為我國刑事訴訟法的一項原則予以規定。

　　這條有可能改變刑事和解法律地位的建議，具體內容為：“犯罪嫌疑人、被告人與被害人及其近親屬達成和解的，人民法院、人民檢察院和公安機關可以考慮當事人的和解意愿，并根據案件情況依法不追究犯罪嫌疑人刑事責任，對被告人從輕、減輕或者免除處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