云南省交通廳原副廳長胡星7月6日在昆明市中級法院接受審判。檢察機關指控胡星的犯罪事實共10項，涉及總金額4000多萬元，其中受賄金額最大的一筆是：2004年胡星收受深、港兩家公司合資成立的“昆明繞城開發有限公司”人民幣2200萬元、港幣1000萬元，創下貪官一次受賄的最高紀錄。

　　一次受賄3200萬元是個什么概念？如果不考慮其他犯罪情節，單這個受賄金額，按照我國現行刑法規定和當前司法審判實踐，已經夠判死刑了。而胡星面對這筆可能將他送上“斷頭臺”的賄賂款卻眼不眨、眉不皺地照單全收，足見其膽大妄為，簡直到了瘋狂地步。善良的人們不禁要問：單筆受賄3000多萬元，貪官何以如此瘋狂？

　　僅有憤怒和譴責是遠遠不夠的，我們必須深入分析和思考，是什么造就了貪官的如此瘋狂，從而在源頭上堵塞漏洞，有效預防和遏制職務犯罪的發生。

　　筆者看來，身為交通廳副廳長的胡星之所以敢一次接受3000多萬元賄賂款，置前途甚至生命于不顧，可能基于以下幾個因素：首先，他認為自己的權力值這個“價”，或者憑借自己權力的不當行使已經給行賄單位創造了這份“剩余價值”，他認為這是“等價交換”——對方送得理直氣壯，胡星收得心安理得。當然，行賄受賄者之間的“交易”從另一個側面印證了權力運行的不透明，以及道路工程招投標過程中的暗箱操作和工程施工、預決算中的弄虛作假現象嚴重，利潤豐厚。畢竟施工單位不會做賠本買賣，付出的任何成本都要從工程款中收回來，甚至是一本萬利地收回來，這必然加大施工的實際成本。

　　其次，單筆受賄3000多萬元也充分暴露權力運行和工程施工中“潛規則”的盛行和巨大危害，簡直到了“一手交錢、一手交貨”的令人發指的地步。它告訴我們，在一些領域權力尋租似乎與工程標的大小密切相關，要想獲得大工程就得付出“大成本”。

　　最后，胡星的瘋狂受賄也表明對領導干部的監督機制異常薄弱，甚至根本沒起到實質作用，以致讓他受賄時毫無顧忌。胡星犯罪行為的暴露方式也印證了這一點，因為其受賄事實并非由監督機關直接發現，而是因為他弟弟被抓牽出來的。從某種意義上講，發現并懲治貪官的概率低，也讓胡星存在巨大的僥幸心理。

　　一個胡星出現了，我們無法將他“打回原形”，但我們應當從他身上總結教訓，發現制度漏洞和機制缺陷，并認真加以健全和彌補。只有這樣，才能建立起讓官員不想貪、不愿貪和不敢貪的制度環境，切實防止下一個胡星出現。(作者: 李克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