毫無疑問，暫住證及其變種在媒體上的次第出現，并一再引發爭議，已成為轉型期中國的一個特殊現象。2003年《行政許可法》頒布后，暫住證制度被認為與該法相沖突，因而許多城市相繼將其取消。然而，此后不久，不少地方又紛紛因“治安需要”恢復了暫住證制度。

　　去年12月，上海全面啟動了針對外來人口的居住證制度，旋即引來很多批評：暫住人口必須辦理的居住證，不還是暫住證嗎？7月7日本報報道，日前深圳市又宣布，8月起將在鹽田區試點居住證制度，并擬于年底前在全市推開。

　　深圳的居住證分為A、B兩類，A證自愿辦理，B證強制辦理。深圳市公安局新聞發言人稱，推行居住證主要目的是讓有證的人更方便，讓沒證的人“寸步難行”；將來沒有居住證，在深圳就屬于一種非法滯留狀態，要嚴格管理。

　　任何人、任何組織均無權限制中國公民自由居住于中國領土內，這是4年前在孫志剛案全民大討論中，我們所收獲的一個來之不易的共識，盡管這個共識本是常識。但權力要管理的方便，權利要遷徙的自由，在一些地方，權力與權利的矛盾，總是表現為權力的霸道與權利的無力。

　　我們能理解城市管理部門對暫住證制度的需要。近15年來，隨著市場化的加速推進，尤其是區域經濟發展的不平衡，使得中國社會的重鄉觀念逐漸消淡，一個流動型社會卻愈加清晰。這一歷史轉型的突出表現，是龐大的流動人口的出現。

　　流動性社會，給傳統的高度依賴于單位和基層政權的社會控制模式，帶來了挑戰，尤其是過去的社會治安管理，公安機關在對關于“人”的信息的獲取上，習慣于采取熟人社會之下的調查走訪。而今，在主要由流動人口組成的社區內，這種管理模式效果大大受限，政府部門尤其是公安機關面對當地嚴峻的社會治安形勢，備感吃力。從管理本位的立場出發，暫住證的恢復及其變種的出現，由是漸漸成為非正常的常態。

　　但是，這種僅僅基于管理者單方訴求的身份標識制度，既不合理也不合法。

　　首先，如果說暫住證違反了《行政許可法》因而必須取消，那么易名為居住證也同樣如此。公民擁有居住、暫住甚至流浪在任何城市的自由，在法律上，這種自由的行使，無須得到城市管理部門的許可。

　　任何對外來人口的身份標識限制都是違法許可，都未能脫離暫住證的實質。

　　其次，公民的身份證明已由《居民身份證法》所具體規定，公民從事有關活動，需要證明身份的，有權使用居民身份證來證明身份，有關單位及其工作人員不得拒絕。也就是說，法律雖不排斥城市管理部門基于社會治安或某種緊急狀態下的查驗身份權，但僅限于查驗身份證，而不能在法律之外再要求公民出示他證。

　　不可否認，目前流動人口的難以管理，與身份證自身信息的不完善，不無關系。因此，在地區差異普遍存在的背景下，當各地以地方利益出發，紛紛頒發種種其他證件時，還需要進一步考慮如何改革身份證本身，使其盡可能擁有更多的信息，真正讓公民持身份證在全國各地自由遷徙、公平生活水平；同時，城市管理等部門也能通過這樣一個證件，實現對人口的有效管理，而不再也沒有必要區分戶籍人口和暫住人口。

　　無證就要讓外來人口在當地“寸步難行”的制度，絕不會是一個好的制度。而終結這樣的制度嘗試，作為權力機關的人大需要有更大的作為。要知道，制度內的矯正機制比制度外的輿論壓力，更該成為限制行政權濫用的看門人、保障公民自由和權利的守護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