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新網7月3日電 《解放軍報》今日刊發國防大學鄧小平理論和“三個代表”重要思想研究中心撰寫的紀念建軍80周年特稿：“軍魂”史鑒。文章強調指出，中國共產黨對軍隊絕對領導是中國人民解放軍建軍80年的基本經驗和必然結論，是解放軍永遠不變的軍魂。

　　文章開篇明義的指出：黨對軍隊絕對領導是中國人民解放軍建軍80年的基本經驗和必然結論，是中國人民解放軍永遠不變的軍魂。“魂者，器物之統攝也”。一個“魂”字，生動深刻地勾畫出黨絕對領導軍隊在我國中國人民解放軍中的重要地位和重大作用。“魂”是中國人民解放軍的生命所系，無“魂”則無“命”；“魂”是中國人民解放軍的立軍之本，無“魂”則無“本”；“魂”是軍隊建設發展的方向和動力源泉，無“魂”則迷“向”。堅持和發展黨對軍隊絕對領導的“軍魂”思想，是中國革命取得勝利、國家長治久安的根本要求，是黨應對來自各個方面挑戰、鞏固執政地位的重要前提，是中國人民解放軍永葆政治本色、永遠充滿活力的根本保證。我們必須堅持用黨的創新理論武裝官兵頭腦，充分認識黨對軍隊絕對領導的歷史必然性和極端重要性，進一步鑄牢軍魂意識，始終保持和發揚聽黨指揮、服務人民、英勇善戰的優良傳統，忠實履行新世紀新階段黨賦予中國人民解放軍的歷史使命。

　　在艱辛探索中形成

　　文章指出，人民解放軍80年的光輝歷史，是與中國共產黨的絕對領導緊密地聯系在一起的。黨對軍隊絕對領導是中國人民解放軍始終不變的軍魂。

　　在中國共產黨創立黨絕對領導軍隊這一新的軍事領導制度之前，中國的軍權主要掌握在個人手里。這是辛亥革命以來軍閥操縱控制政黨及政府、軍閥割據混戰的重要原因，給國家和人民帶來深重的災難。如何廢除軍閥政治(武人政治)，是中國民主革命的主要任務之一。建立一套防止個人掌握兵權、政黨真正領導軍隊的制度，是反軍閥即反封建主義的題中應有之義。最早嘗試建立這種制度的是在大革命時期的國民革命軍。1924年，孫中山在改組國民黨、實行聯俄聯共政策的同時，決定參照蘇俄軍制成規，建立由國民黨直接控制的軍隊。中國共產黨參與了這一嶄新軍事領導制度的創立，許多共產黨人擔任國民革命軍的黨代表。這拉開了探索黨領導軍隊這一新型軍事領導制度的序幕。毛澤東對此高度評價，他在1937年10月的一次談話中指出：“那時軍隊設立了黨代表和政治部，這種制度是中國歷史上沒有的，靠著這種制度使軍隊一新其面目。一九二七年以后的紅軍以至今日的八路軍，是繼承了這種制度而加以發展的。”但1927年蔣介石背叛革命后，這一新制度即被廢除，軍權重新落入個人手里，這一由孫中山開啟的探索以失敗而告終結。

　　大革命失敗后，中國共產黨在獨立開展武裝斗爭過程中，繼續進行艱辛探索。南昌起義時，成立了以周恩來為書記的前敵委員會，作為黨領導起義的中心，在軍師兩級建立黨委，在團建立黨支部、黨總支等基層組織。這標志著黨領導軍隊的開始。但由于當時形勢的復雜性，黨對軍隊的領導存在著明顯缺陷：作為體現黨的領導的前委實際上不能發揮“領導暴動的重心”作用，與各部隊在很大程度上是“友誼的協商”關系；黨領導軍隊主要通過黨的忠誠分子，而非各級黨組織；黨的基層組織主要建在團上，離部隊太遠，不能直接掌握部隊。毛澤東后來說，那時黨組織“完全沒有抓住士兵，即在葉挺部也還是每團只有一個支部，故經不起嚴重的考驗”。

　　1927年9月，毛澤東在帶領秋收起義部隊向羅霄山脈中段進軍途中，進行了建軍史上具有重大意義的三灣改編，第一次實行了班、排建立黨小組，連隊建立黨支部，營、團建立黨委的新制度，部隊的一切重大問題都要經過黨組織集體討論決定。這套制度的建立，標志著黨對軍隊絕對領導的基本輪廓大致形成。

　　中國人民解放軍是從舊軍隊脫胎而來的。在建軍初期，人們對黨對軍隊絕對領導這種新事物還難以接受。如舊軍隊是單一軍事主官個人說了算，而新制度是黨委、支部討論決定部隊重大問題，一些同志感到不適應。紅四軍內部對如何建軍的問題曾發生過嚴重分歧，以至在紅四軍建軍后的一年多時間里，黨的領導權“還不能絕對建立起來”。中共中央“九月來信”支持了毛澤東為代表的新的建軍思路。1929年12月召開的紅四軍第九次代表大會，通過了他起草的指導紅軍建設的綱領性文獻，即古田會議決議。決議從政治上、思想上、組織上確定了黨絕對領導軍隊的基本制度和措施，指出：黨的指導機關是部隊領導的中樞，黨委不僅要領導黨的建設和政治工作，保證黨的政治任務的實現，而且要領導軍事工作，從而確立了以黨委制為核心的黨領導軍隊的體制。這標志著黨對軍隊絕對領導的“軍魂”思想的形成。

　　在探索新的軍事領導制度的進程中，“黨對軍隊絕對領導”的科學概念也相應地醞釀提出。最早使用這一概念的是毛澤東。1929年6月他在寫給林彪的信中明確提出“絕對的黨領導”、黨的“絕對的指揮權”。其后，1932年1月，總政治部給紅軍的一封信進一步明確指出：“提高并鞏固黨在紅軍中的絕對領導”，是“目前紅軍中黨的最中心任務”。黨對軍隊絕對領導的觀念，逐步為中國人民解放軍官兵所自覺接受，成為中國人民解放軍的堅定信仰和建軍原則。

　　黨對軍隊絕對領導的形成，是中國政治軍事制度的歷史性進步，實現了軍權由個人掌控向工人階級政黨組織領導的飛躍，使軍隊成為完成黨的政治任務的武裝集團，從根本上鏟除了軍閥政治生長的土壤，使中國擺脫了軍閥操縱政黨、政治的夢魘，也使中國人民解放軍這支以舊軍隊為基礎、以農民為主要成分的武裝成為完全新型的人民軍隊。

　　在長期斗爭中發展

　　文章稱，古田會議后，中國人民解放軍先后經歷了由階級戰爭向民族戰爭再到階級戰爭的轉變，由長期戰爭環境向相對和平環境的轉變。要不要堅持、怎樣堅持黨對軍隊的絕對領導，貫穿于中國革命和建設、中國共產黨和中國人民解放軍歷史的始終。特別是在歷史轉變的關頭，矛盾斗爭極為曲折復雜，黨對軍隊絕對領導的“軍魂”思想，正是在不斷迎接新的挑戰考驗中得以豐富發展的。

　　1935年1月在紅軍長征途中召開的遵義會議，確立了毛澤東在全黨的領導地位，為黨對軍隊絕對領導的堅持發展開辟了廣闊道路。黨戰勝了與黨爭奪兵權的張國燾的軍閥主義、分裂主義，取得了紅軍長征的偉大勝利。隨著西安事變的和平解決及全面抗戰的爆發，紅軍被改編為國民革命軍，我們與國民黨及軍隊的關系從敵對關系轉為友黨友軍的關系。在這種形勢下，蔣介石以國家化身自居，一再逼中國共產黨放棄軍權。黨內也出現了迎合國民黨主張的以王明為代表的右傾投降主義，主張“一切服從統一戰線”、“一切經過統一戰線”。斗爭焦點集中在黨要不要和怎么樣領導軍隊這一根本問題上。黨中央、毛澤東由此提出和確立了處理各方面關系的一系列重大原則。

　　在中國共產黨中國人民解放軍和友黨友軍的關系上，提出了堅持黨對軍隊的獨立、單一領導的原則。1937年9月中央在《關于共產黨參加政府問題的決定草案》指出：“在原有紅軍中及一切游擊隊中，共產黨絕對獨立領導之保證，是完全必要的；共產黨員不許可在這個問題上發生任何原則上的動搖。”黨拒絕了國民黨派人當八路軍干部的要求，恢復了因受國民黨干涉而取消的政治委員制度和政治部的名稱。對于國民黨發動的旨在消滅中國人民解放軍的反共高潮，中國人民解放軍堅決地預以反擊。抗戰勝利后，國民黨又以“軍隊國家化”為借口，再次要求中國共產黨交出軍隊，黨堅持人民的武裝，一支槍、一粒子彈都不交給國民黨的立場，粉碎了國民黨企圖吞并中國人民解放軍的圖謀。

　　在黨與軍隊的關系上，確定了黨指揮槍，而決不容許槍指揮黨的原則。由于各戰略區相互分割和長期分散的游擊戰爭特點，致使黨內宗派主義、山頭主義等鬧獨立性的傾向有所發展。皖南事變后，中央嚴肅地指出：中國革命中長期分散的游擊戰爭特點所養成的獨立自主能力，決不能發展到不服從中央領導與中央軍委指揮。軍隊“必須完全的絕對的無條件的放在共產黨及其領導機關的政治指導之下，不能鬧獨立性”。宗派主義、山頭主義成為延安整風軍隊要解決的主要問題。

　　在黨與軍隊個人的關系上，提出了共產黨員決不能爭個人兵權的原則。紅軍改編后，個別人不愿意嚴格地接受共產黨的領導、發展個人英雄主義、以受國民黨委任及做官為榮耀。毛澤東告誡全軍干部：不要學張國燾，共產黨員決不能爭個人的兵權，但要爭黨的兵權，要爭人民的兵權。在整個民主革命時期及建國初期，黨始終把反對和克服爭個人兵權的軍閥主義傾向作為中國人民解放軍思想政治建設的重大任務。

　　這些重大關系的科學界定，體現了黨絕對領導軍隊的根本要求，成為“軍魂”思想走向成熟的重要標志。

　　新中國成立后，中國人民解放軍建設由長期戰爭環境轉入相對和平環境，進入了正規化現代化建設的新階段。當時蘇軍作為社會主義國家中正規化現代化水平最高的軍隊，許多經驗值得我們借鑒。但蘇軍在許多重大問題上特別是在黨領導軍隊的根本制度上與中國人民解放軍不同。如何處理好學習他人經驗與保持自身特色的關系，在推進正規化現代化建設中堅持中國人民解放軍優良傳統，是當時必須解決的問題。1953年12月至1954年2月召開的全國軍事系統黨的高級干部會議，以及其后制定的文件、條例及黨的領導人發表的一系列重要講話，對建國后如何保持黨絕對領導軍隊作了明確回答。

　　在如何對待外國經驗問題上提出了“以我為主”的方針，進一步奠定了堅持黨對軍隊的絕對領導的理論基礎。這次會議要求學習蘇聯先進的軍事經驗“必須與中國的實際相結合”。1956年8月毛澤東在一次談話中進一步深入論述了這一問題：實現社會主義革命的基本原則，各個國家都是相同的。但是在小的原則和基本原則的表現形式方面是有不同的。我們要熟悉外國的東西，但是并不等于中國人要完全照外國辦法辦事，中國人還是要以自己的東西為主。中國革命有中國的特點。我們的情況和蘇聯不同。

　　會議重申了堅持黨絕對領導軍隊、決不“另起爐灶”的堅定立場。朱德在講話中明確指出：沒有黨的領導，就沒有我們的革命武裝部隊。要求我們的武裝部隊和武裝部隊的一切干部，要忠誠地服從黨的領導，在黨中央的領導之下緊緊地團結起來。根據毛澤東的批準，會議進一步明確地把黨委制，即“黨委統一的集體領導下的首長分工負責制”，作為黨領導軍隊的根本制度。對于保證黨對軍隊絕對領導的政治工作，毛澤東重申“中國共產黨在中國人民解放軍中的政治工作是中國人民解放軍的生命線”。

　　和平時期繼續堅持黨對軍隊絕對領導這一自身特色、不照搬蘇軍經驗意義重大，這不僅增強了黨抵御執政風險的能力，還保證了國家長期穩定發展的局面。

　　在新的考驗中升華

　　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以后，我國進入了改革開放新的歷史時期。十年“文革”的后遺癥、外來資產階級思想的侵蝕、否定黨的領導的資產階級自由化思潮的泛濫等因素的影響，致使一些人對堅持黨的領導包括黨對軍隊的絕對領導產生了懷疑動搖。黨對軍隊絕對領導遇到了新的挑戰。

　　早在改革開放之初，鄧小平就鮮明地提出了以堅持黨的領導為核心的四項基本原則。多次強調我們的傳統是軍隊聽黨的話；黨要管軍隊，因為軍隊始終是黨領導的。鄧小平還要求軍隊要始終不渝地堅持“黨的軍隊、人民的軍隊、社會主義國家的軍隊”的性質。從軍隊同黨、同人民、同國家的相互關系上，把“黨的軍隊”放在首位，突出了黨對軍隊絕對領導在堅持中國人民解放軍性質中的基礎性、決定性的地位和作用，為堅持黨對軍隊絕對領導提供了進一步的理論支撐。中國人民解放軍之所以能夠在各種嚴峻考驗中“考試合格”，就是因為始終置于黨的絕對領導之下。

　　上世紀80年代末90年代初以來，西方敵對勢力希望中國重蹈蘇聯、東歐等國家的覆轍，極力鼓吹“軍隊非黨化、非政治化”和“軍隊國家化”，企圖在中國共產黨與軍隊的關系上打開缺口，使軍隊脫離黨的領導，從根本上改變我國的社會主義制度。在國內，隨著改革的深化，深層次矛盾日益凸顯，解決的難度越來越大。黨的執政地位面臨著前所未有的嚴峻挑戰。江澤民同志在繼承前人基礎上，從時代要求和國家民族根本利益出發，把黨對軍隊絕對領導提升到“軍魂”的高度來認識。他在1993年9月的一次講話中深刻地指出：“一個軍隊要有軍魂，我看，我們軍隊的軍魂就是黨的絕對領導。”其后，他多次強調“黨對軍隊的絕對領導是中國人民解放軍永遠不變的軍魂”。一個“魂”字，出神入化、言簡意賅地點出了黨絕對領導軍隊的重大意義。

　　“魂”是中國人民解放軍及黨、國家的生命所系。無“魂”則無“命”。人民軍隊與黨、與黨的執政地位，是緊密聯系在一起的生命體。沒有黨的領導，就沒有我們人民軍隊；沒有黨領導下的人民軍隊，同樣就沒有我們的紅色江山。

　　“魂”是中國人民解放軍的立軍之本。無“魂”則無“本”。保證黨對軍隊的絕對領導，始終關系中國人民解放軍性質和宗旨。如果經受不住考驗，我們這支軍隊就有改變性質的危險。

　　“魂”是軍隊建設發展的方向和動力源泉。無“魂”則迷“向”。軍隊要始終以黨的旗幟為旗幟，以黨的方向為方向，以黨的意志為意志。只有堅持黨對軍隊的絕對領導，才能保證中國特色軍事變革的正確政治方向，做到轉型不轉向；才能集中力量，發揮自身優勢，履行好中國人民解放軍的職能使命。

　　新世紀新階段，我國中國人民解放軍的發展已站在一個新的歷史起點上，我們面臨的機遇前所未有，面對的挑戰也前所未有。胡錦濤主席站在新的時代高度，以科學發展觀為統攬，從建軍治軍的規律出發，進一步升華了黨對軍隊絕對領導的“軍魂”思想。把軍魂與使命統一起來，使軍魂落實于新世紀新階段中國人民解放軍的歷史使命中。胡主席明確提出軍隊要“為黨鞏固執政地位提供重要的力量保證”。堅持黨對軍隊的絕對領導，是為黨鞏固執政地位提供力量保證的根本前提；為黨鞏固執政地位提供力量保證，是黨對軍隊絕對領導的主要目的和基本要求。這一科學命題的提出，進一步豐富了黨對軍隊絕對領導的時代內容。

　　把軍魂與軍隊黨的建設聯系起來，使軍魂落實于軍隊黨組織能力建設和先進性建設中。軍隊黨的建設是實現黨絕對領導軍隊的關鍵環節。只有各級黨組織的自身能力提高了，黨的先進性得以保持和發展，才能真正發揮黨委的核心領導作用、黨支部的戰斗堡壘作用和黨員的先鋒模范作用。

　　把軍魂擺在中國人民解放軍優良傳統的首要位置，使軍魂落實于弘揚中國人民解放軍優良傳統的偉大實踐中。胡主席明確指出，要始終堅持聽黨指揮、服務人民、英勇善戰的優良傳統，建設這樣一支軍隊是革命的依托，民族的希望。把“聽黨指揮”置于顯要位置突出強調，既深刻反映了中國人民解放軍發展壯大的寶貴歷史經驗，又集中體現了新的歷史條件下軍隊建設的根本規律。

　　　歷史的深刻啟示

　　文章最后指出，回顧黨對軍隊絕對領導的“軍魂”思想形成發展的歷史進程，我們可以得出以下啟示：

　　黨對軍隊絕對領導是在適應中國革命和建設客觀要求中形成發展起來的，必須堅定走自己道路的信心信念。“軍魂”思想之所以能在我國形成發展起來，根本原因是中國革命和建設自身發展的客觀要求，是我們自身國情、軍情使然。在艱辛的探索中，我們既拒絕了西方的道路，又排除了蘇聯的經驗。西方軍事領導制度與其政治制度一樣，在中國行不通，蘇軍的一長制在中國也不管用，都不能實現對軍權的有效掌握。黨對軍隊絕對領導，是中國近代以來歷史發展的必然結果，是符合中國國情的唯一正確科學的軍事領導原則和制度。我們必須充分認識其歷史必然性，鑄牢軍魂，堅定不移地走自己的道路。

　　黨對軍隊絕對領導是在同各種錯誤思想斗爭中形成發展起來的，必須堅決抵制和反對各種錯誤思潮的侵蝕。黨對軍隊絕對領導作為一種新生事物，從產生開始就受到不同錯誤思潮和勢力的影響及壓力。在我們內部，曾發生過舊軍隊錯誤思想影響中國人民解放軍的傾向，照搬蘇聯經驗的傾向，宗派主義、山頭主義的傾向，張國燾與黨爭兵權的軍閥主義，以及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團奪取黨和軍隊最高權力的陰謀，等等。在外部，蔣介石曾企圖按照“軍隊國家化”模式要中國人民解放軍交出軍權，西方敵對勢力企圖以其自身的政治軍事制度改造中國共產黨中國人民解放軍，等等。對這些錯誤思潮和勢力的影響壓力不抵制，不斗爭，頂不住，在根本原則問題上妥協讓步，我們就會失去一切。對西方敵對勢力鼓吹的“軍隊非黨化、非政治化”和“軍隊國家化”等錯誤思潮，我們必須保持高度警覺，認清其實質、危害，在思想上筑起堅固防線。

　　黨對軍隊的絕對領導是在不斷解決新問題中形成發展的，必須積極適應新的形勢任務不斷豐富發展其內容。黨對軍隊絕對領導作為中國人民解放軍的軍魂，無論戰爭形態怎么演變，體制編制怎么調整，環境任務怎么變化，都不能有任何動搖和削弱，丟了“靈魂”也就丟了根本。同時，黨對軍隊絕對領導是根本原則和制度的絕對性與具體制度和實現形式相對性的辯證統一，“軍魂”思想正是在不斷適應形勢任務的變化中發展的，是在繼承和創新的辯證統一中前進的。新世紀新階段，黨對軍隊的絕對領導既面臨如何堅持的挑戰，更面對如何發展的挑戰。過去中國人民解放軍在這一原則和制度下創造的輝煌，是在機械化戰爭形態的大背景下書寫的，如何打贏高技術戰爭特別是信息化戰爭，還需要繼續進行艱辛探索。我們要正確處理繼承與發展、“毫不動搖”與“與時俱進”的關系，積極探索堅持黨對軍隊絕對領導根本原則和制度的有效途徑和方式，健全完善保障黨對軍隊絕對領導的各項具體制度，使“軍魂”永遠充滿活力，引領時代發展。

　　(國防大學鄧小平理論和“三個代表”重要思想研究中心 執筆：齊彪、李峻、徐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