與刑法一樣，警察并不以除惡為終極目的，而是在保護民眾中收獲意義：既保護普通民眾的權利，也保護犯罪嫌疑人的權利。一個好社會，除了一點一滴、循序漸進的改造并無捷徑。

　　近日，湖南省衡陽市船山路上出現一條標語：“‘兩搶’拒捕，當場擊斃！”和往常一樣，類似標語在網上立即引起關注。同樣和往常一樣，多數支持者認為這是打擊犯罪分子、“亂世用重典”的典范。

　　讀者不會忘記，今年4月，為了震懾不法分子，河南鄭州滎陽某派出所民警持槍執勤時，也在警車上掛起“飛車搶劫當場擊斃”的紅色條幅。不同的是，衡陽的標語似乎有了“進步”，注明了“拒捕”兩字，言下之意，若是束手就擒，便可免于“當場擊斃”了。

　　盡管這些飄揚于大街上的標語收獲了部分掌聲，但如果細讀其近乎暴戾的言語與權力宣示的內涵，就會發現一切并沒有那樣簡單，更別說令人激賞了。

　　沒有誰會懷疑，對每個公民來說，生命權是一切權利的基礎。《憲法》規定，“任何公民，非經人民檢察院批準或者決定或者人民法院決定，并由公安機關執行，不受逮捕。”逮捕“不法分子”尚且要經過一定程序，更別說剝奪一個人的生命。

　　當然，反對衡陽警方具有這種“當場擊斃權”，并不是要警察“永別了，武器！”根據《警察法》及相關條例，警察并非不可以使用武器，而是要在“緊急情形”及“警告無效”的雙重約束之下。如果警察面對的“雙搶”分子正在行兇殺人，或者拒絕放下武器而與警察武力對抗，為避免更大傷亡與損失，警察可以將其擊斃。但即使在此情形下，警察也不是要以“取歹徒首級”為要務，除非萬不得已，他們首先選擇的通常也只是將其擊傷。如果衡陽警察遇到飛車搶劫未經警告便開槍擊斃，這就涉嫌違法使用武器，濫用職權。畢竟，拒捕并非“當場擊斃”的充分必要條件。

　　有人說，暴力威懾下當地治安會好起來。然而，縱容這種“當場擊斃權”，實際上也會將社會置于新的不安之中。作為武器的合法擁有者，警察只有在法律的具體約束下，才能真正用好手中的武器，才能不濫用手中的“特權”。

　　省去正常的司法程序，而對犯罪嫌疑人實施所謂的“就地正法”，對犯罪嫌疑人來說有失公正。根據《刑法》，“搶奪罪”一般處以3年以下的刑罰，最高刑罰則為無期徒刑；而“搶劫罪”一般處以3年以上的刑罰，最高刑罰可至死刑。顯而易見，在這里“雙搶”并非嚴格的法律概念，而是對搶劫與搶奪的籠統概括。這種區分無疑是重要的。與此同時，應該看到的是，即使是那些可能因搶劫罪被判處死刑的犯罪嫌疑人，同樣有申訴與自我救濟的權利。與刑法一樣，警察并不以除惡為終極目的，而是在保護民眾中收獲意義：既保護普通民眾的權利，也保護犯罪嫌疑人的權利。

　　小心“當場擊斃”擊斃程序正義。盡管衡陽這條標語是以公權力的名義掛出來的，但是和“放火燒山，牢底坐穿”、“隨地小便，當場割掉”等民間標語，有著相同邏輯與低級趣味。如果“‘兩搶’拒捕，當場擊斃”可以被贊揚，恐怕“入屋盜竊，當場打死”、“街上行竊，亂拳打死”都有“合法性”了。

　　眾所周知，司法公正的首要條件就是程序公正，如果必要的程序被“快刀斬亂麻”地省略，人們孜孜以求的司法公正又從何談起？事實上，一個好社會，除了一點一滴、循序漸進的改造，并無捷徑。(熊培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