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是，如曾錦春般公然腐敗的尚屬少數。更多的腐敗官員在通過打“擦邊球”的方式進行權錢交易。鬧出“認證風波”的全國牙防組，就游走于企業贊助和權錢交易的灰色地帶。

　　此外，更多腐敗官員是不通過自己出手的。據查明，北京市原副市長劉志華，通過職權為其情婦承攬工程謀取巨額非法利益。是以坊間戲語，“一個貪官的背后一定有一個貪婪的情人。”

　　而國家藥監局前局長鄭筱萸，“只是‘雙規’以后”，才想明白了通過家屬接受企業送禮也是受賄。

　　這種受賄還是容易被抓住把柄的，更為隱蔽的是“權力期權化”。前不久爆出的原上海建設黨委書記、上海市房地產行業協會會長陳士杰，原上海市房地局副局長、上海土地學會會長殷國元等，都是退休后“下海”撈“大魚”。相關的調查表明，他們不過是任上權力任后享受。而不少退休官員“下海”后成為諸如企業的高級顧問，早已不是什么秘密。其間是否有貓膩，一直耐人尋味。

　　這些層出不窮的腐敗花樣，已經不再能夠激起大家的驚訝。正是在這種情況下，順應形勢發展，中共對腐敗的認識與制度化的治理也在逐漸強化。

　　2005年1月，中共中央頒布了《建立健全教育、制度、監督并重的懲治和預防腐敗體系實施綱要》，首次提出了反腐敗工作的基本目標，“到2010年，建成懲治和預防腐敗體系基本框架。再經過一段時間的努力，建立起思想道德教育的長效機制、反腐倡廉的制度體系、權力運行的監控機制，建成完善的懲治和預防腐敗體系。”

　　大框架形成局面下的具體措施，更是層出不窮。北京理工大學教授胡星斗對本刊記者說，“恐怕幾千個文件都不止了。”而嚴禁通過職務之便謀取不正當利益的規定，則是新形勢下對腐敗行為的一次對癥下藥。

　　關鍵在落實

　　腐敗多發的原因耳熟能詳。在今年的“兩會”上，溫家寶總理在會見中外記者回答關于反腐敗問題的提問時，非常明確地表示：“造成腐敗的原因是多方面的，其中最為重要的一點，就是權力過于集中，而又得不到有效的制約和監督。”

　　這就是我國目前反腐面臨的結構性困境。胡星斗說，我國目前已制定了300多部法律、800多部法規和3萬多個規章。但通病是，在不受監督、肆意延伸的權力面前效果有限。

　　在轟動一時的鄭筱萸案中，盡管有《行政許可法》的明確規定，藥監系統在做藥品審批時也引進了專家的技術評審，但是事后證明，專家的技術評審形同虛設，行政審批權力依舊高于一切。

　　一些接受本刊采訪的專家學者對本次新《規定》的效用還是表達了一定程度的擔心。中央黨校的一位專家在給本刊記者的短信中評論《規定》說，“類似通知太多，基本屬于頭痛醫頭腳痛醫腳。”

　　盡管《規定》列出了有針對性的八條禁令，但其現實的可操作性如何還有待實踐檢驗。胡星斗說，“關鍵是這些規定有多少可以落實。”他認為，《規定》里雖然列舉了嚴禁，也有“嚴肅處理”的話，但是，沒有看到具體的問責懲罰措施，“沒有大力度的問責懲罰，所有的規定效用就會大打折扣。”

　　這樣的例子已經很多。胡星斗舉例說，1995年5月25日，中辦、國辦聯合發布《關于黨政機關縣(處)級以上領導干部收入申報的規定》，但由于缺乏監督與問責，最后是不了了之。

　　針對此次《規定》的具體條款也有一些爭議。清華大學公共管理學院廉政與治理研究中心副主任任建明說，權力的期權化是很難認定的。當事人雙方很多只有一個口頭的約定，要取證也是非常難的。在此情況下，如何認定是一個大問題。“但在很多國家這就不是一個問題，”任舉例說，在新加坡，只要官員的一項決策，結果明顯不合理，那就足以讓這個官員接受懲罰。而在中國，這一點還做不到。“而且，在具體操作中，如何保證舉報的有效性，有效地保護舉報人，這都是個問題。”

　　然而無論如何，我們看到在制度反腐的征途上，中國又向前邁進了一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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