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很多人把印度比作一頭大象是有道理的，我們走路的速度固然不如中國快，不過我們一直是在穩步向前走著”

　　阿賈在新德里一所大學教管理課程，已經自費訪華多次的這位印度教師，似乎總有一堆中國問題搞不清楚。“為什么北京的馬路能夠修得那么寬、那么直？你們靠什么魔法說服那些原來居住在這里的居民搬遷？”

　　當得知中國城市的馬路是根據市政建設設計，居民拆遷時可以獲得一筆可觀的經濟補償后，阿賈仿佛明白了，但又常常會感嘆一番：“新德里什么時候才能像北京這樣，發展的速度更快一點呢？”

　　在和印度朋友聊天時，雖然經常聽到他們稱贊中國的發展速度比印度快，但是從其言談中似乎還能讀出另外一層含義。

　　中國老百姓“好說話”

　　兩年前記者在新德里時，阿賈一有空就開車帶我在城市里轉悠。一次我們前往老德里，車子被堵在一條小胡同里長達兩個小時，而那條小胡同是我們前往目的地的必經之路。

　　“既然這條道路總是堵塞，怎么不把道路拓寬點兒呢？”面對我的疑問，阿賈開始大談中國和印度的差異。原來，政府早就計劃把這條小馬路周圍的商店拆掉，但由于擁有這塊土地所有權的居民都不同意搬遷，法院判決居民勝訴，所以拓寬馬路的計劃只能不了了之，人們只能每天繼續忍受長時間的塞車，誰都無法解決這個問題。

　　“唉，這件小事就能看出為什么印度不如中國走得那么快了。”阿賈的感嘆其實代表了很多印度人的想法。他們一方面為拆遷戶的權益得到法律保護而欣慰，但同時也覺得，在涉及具體事情的時候，印度人不像中國人那樣“好說話”，這就造成很多事情都卡在細枝末節上，從而導致經濟無法快速推進，畢竟很多事情，沒有老百姓的配合是無法完成的。

　　不解中國農民工為何受歧視

　　與中國一樣，印度也是個人口大國，城鄉差別和貧富不均現象同樣突出。桑吉夫是一位研究中國農業問題的印度專家，他曾于去年在中國農村就鄉鎮企業發展進行過田野調查，對于中國農民工的地位問題，他曾向我表達過憂慮。

　　“在中國，雖然政府正在采取各種措施，但是中國的農民工仍然受到各方面的歧視，說到底，城里人還是看不起農民工。”桑吉夫似乎有些憤憤不平。

　　與中國的“農民工”稱謂類似，印度把涌入城里打工的農民稱作“移民工”，他們選擇在什么地方生活和工作完全是自己的權利，沒有任何人可以干預。“任何人都不敢忽視和藐視他們。”

　　的確，記者在印度工作期間，看到很多印度進城打工的農民，他們雖然在生活上與城里人有著天壤之別，但看上去好像沒有什么精神壓力。

　　憂心忡忡的桑吉夫還不忘給中國農民工問題開出了自己的藥方，“政府的最終目標應該是創造一種農民不會再考慮外出的環境，比如通過促進鄉村企業的發展，以及在鄉村創造更好的基礎設施來解決農民工問題。”

　　社會保障任重道遠

　　其實不光是農民工問題，前些日子，印度一家報紙還發表了印度記者撰寫的訪華觀感。這位記者造訪了在中國的一家印度餐館，見到店里的幾名中國雇員后便問印度老板，“你每個月給她們多少薪水？如果她們對你給的薪酬持有異議會怎么辦？”

　　印度老板的回答讓記者大吃一驚：“如果她們不滿意就只能回到河南農村，因此她們不會提出不滿，相反，如果我對她們不滿意可以隨時解雇她們。”這位記者在隨后的報道中，發表了自己的感慨：“私人老板可以任意將一個工人解雇，這實在是不可思議的。”

　　后來，筆者就此采訪過一位印度經濟學家，他在從制度層面做出解釋后，也提到了另外一個問題，就是過于嚴格的管理，已經影響到外國向印度勞動力密集型行業的投資。“我們也想像中國那樣發展勞動力密集型的制造業，但是這只能一步步來。”該專家表示，很多人把印度比作一頭大象還是有點道理的，“我們走路的速度固然不如中國快，不過我們一直是在穩步向前走著。”(唐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