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前，廣州大學公共管理學院完成的一項社會調查報告顯示，135位被訪流浪乞討者中，僅有五人屬于基本喪失了勞動能力或勞動機會、個人或家庭遭遇天災人禍卻又缺乏社會救濟，只能通過乞討行為以獲取生存資源，有超過95%的屬于“職業乞討”。

　　針對職業乞討現象，廣東省有專家建議，可以以現有救助站為主體，聯合公安、流浪乞討人員戶籍所在地政府等部門，對流浪乞討人員的具體情況和經歷進行信用審查，在家庭和社會保障確實無力解決困難的情況下，對其發放行乞信用證明。政府為乞討者建立檔案，并在部門、片區之間進行通報，對他們的行乞方式、時間及地點進行規范，加強對乞討者的統計、引導和管理，促使他們做到文明行乞。

　　針對乞討者是否要“持證上崗”的問題，一時間引起了社會各界的廣泛關注。

　　乞討“隊伍”魚龍混雜

　　據介紹，廣州大學公共管理學院調查報告將職業乞討者劃分為三類：“好逸惡勞型”，他們中大多來自一些傳統的乞討鄉村，一般選擇在農閑季節外出乞討，而乞討的目的并不是維持生計，而是純粹解決諸如蓋房、子女讀書等家庭經濟問題；“工具型”，他們借助生理性弱勢為工具，主要包括嬰兒、未成年人、老年人、殘疾人等進行乞討；“幕后操縱型”，如賣花童、賣藝殘疾人等都是有組織的幕后操縱型乞討者，這類人必須輔以強制性的法律手段進行制約。

　　該調查報告執筆人、廣州大學公共管理學院管理學系講師湯秀娟等專家建議：為加強對職業乞討群體的管理和規范，應構建乞討信用機制。

　　建議一出，立即引來社會的廣泛關注和多方討論。

　　首先，在“乞界”就有兩種不同的聲音。

　　記者在廣州街頭找到了曾經被多家媒體報道過的“雙胞胎地貧”患兒的父母陸氏夫婦。他們因雙胞胎兒子患地中海貧血癥，雖然得到社會的不少捐助，但依然生活窘困。于是他們采取了白天打工，晚上帶兒子上街乞討的辦法。陸氏夫婦對記者說，如果有關部門發給他們一個證件，一方面可博取更多好心人的信任，另一方面，自己在街上乞討也不用東躲西藏，擔心城管和保安驅趕了。

　　然而，記者在采訪時卻發現，在乞討者中間，更多的是為“圖謀快速致富型”的職業乞討者。這些人如果要實施持證上崗，在“資格審查”時就通不過。因此，他們大都反對“持證上崗、規范管理”的做法。

　　行乞資格證有利于城市管理體現人性關懷

　　有專家認為，現代社會，寬容乞討是一種文明；允許乞討，體現的也是一種人性關懷。早在十六世紀，西歐就有國家出臺了針對殘障人士的“行乞證”制度，而今這種制度已經在英、法、德、荷等國廣為建立。于是，他們建議，讓政府承擔起鑒識、管理和規范乞丐群體的公共責任，有關部門對乞討者發放“行乞信用證明”。

　　廣東省人大代表、廣東環球經緯律師事務所主任江波也表示，設立專門的管理機構給真正無勞動能力的人發乞討證，將“假乞丐”清除出去，其實是另一種形式的救助。

　　對“乞丐”頒發從業人員信用(資格)違背法律

　　廣東相關部門負責人指出，行乞人員常年流浪在外，行蹤不定，身份信息非常模糊，有關部門對乞丐身份進行甄別的難度非常大。同時，即便有關部門通過調查能“審核”出“有信用的乞丐”，發證之后也很難進行有效地監控管理。因此，管理難度的過大和管理成本的過高，注定了“發證管理乞丐”將在現實運作中淪為形式，由于一些客觀原因，還會引發社會負面效應。

　　法學專家認為，根據我國新實施的行政許可法，從設定行政許可的條件來看，對流浪乞討根本不需實施從業資格許可制度。該法規定，對“提供公眾服務并且直接關系公共利益的職業、行業，需要確定具備特殊信譽、特殊條件或者特殊技能等資格、資質的事項”，才可以設定“資格”許可，而乞討顯然不是“直接關系公共利益的行業”，“乞丐”也并非“直接關系公共利益的職業”，因此，設定資格許可的條件沒有任何一項適合于“乞丐”，對“乞丐”頒發從業人員信用(資格)證明是違背我國行政許可法基本精神的。

　　同時，乞討權是一種生存權。既然是權利就必然附帶義務，乞討行為本身的規范化、文明化同樣是毫無疑問的。當抱腿乞討、堵車乞討、遙控乞討變得越來越肆意、越來越具有進攻性的時候，不僅乞討本身變得晦暗，行人的正當權益也被綁架了。顯然，我們不能因建立一種文明而消解另外一種文明。

　　在近日廣東省有關部門召開的專題研討會上就有市民表示，“持證行乞”意味著乞丐身份的“合法化”，由此，會有越來越多生性懶惰、游手好閑的人加入到這個隊伍中來，會給原本就困擾重重的城市救助工作增加新的難題。

　　廣東律師耿爽認為，讓乞討“持證上崗”，不太符合現實中國國情：首先，乞討往往是異地進行，也多居無定所，對是否為“職業乞討”，存在認定難的問題；其次，在中國貧困群體客觀存在，相當一大部分人尚未納入各種保險制度的當下，潛在的乞討者在一定范圍存在，實行“持證上崗”制度，可能刺激那些本來可以通過幫扶脫困的人行乞，這顯然不是好事；另外，乞討在很多時候是無奈的臨時脫困之舉，比如突遭困厄，忽遇災禍，倘若非要人家辦了“證”才來“上崗”，就無法實現救急的目的；再者，現在連身份證都能做假，何況“行乞信用證明”，屆時真偽難辨，非但“持證上崗”會流于形式，更可能被別有用心者利用來作惡。(鄧新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