若要化解城市管理者與被管理者之間的內在沖突，就不能選擇以暴制暴，以查處來壓制反抗，以強大的國家機器來震懾弱小的公民私權。

　　日前從武漢市查違工作會上傳出消息，為處治拆違中的暴力抗法事件，武漢市計劃在市、區公安部門內部單列執法編制，抽調公安成立專職的城管保障隊伍。據稱，這支具有開創意義的城管保障隊伍將具有獨立的查處責權，并實施事前介入、事中預控和事后快處，來保障城管執法工作順利進行。(4月28日《長江商報》)

　　近年來，城市綜合管理過程中糾紛頻仍，暴力執法和暴力抗法事件不斷出現，這其中又以拆違最為典型。

　　站在這一基本事實之上，有關部門給出的成立“城管警隊”的具體依據并不讓人意外。比如，報道也提供了一些信息—————自2005年以來，武漢市城管執法隊伍遭遇暴力抗法400多起，460名隊員受到人身傷害，有21人因遭遇暴力抗法重傷，1名協管員身亡，相當于平均每月都有一名城管隊員在執法中被嚴重傷害。

　　筆者不否認這些數據，只是，我們還關心另一組數據—————這兩年來，武漢市民遭遇到的城管暴力執法有多少起？有多少市民因此受到人身傷害？有沒有市民因此而身亡？當然，不管最終能不能得到這些數據，民眾完全可以用自身的生活親歷去體驗、印證。事實上，在很多暴力抗法事件上能窺見暴力執法的影子，而暴力執法卻昭示了城管隊伍自身的管理問題。

　　因此，若要徹底化解城市管理者與被管理者之間的內在沖突，就不能選擇以暴制暴，以查處來壓制對抗。

　　“城管警隊”看似有利于城管隊伍的保障，卻在制度設計上卻存在對被管理者的“有罪推定”，人為強化了城管與市民之間的對立。而作為國家公器的警察，本應平等保護所有受侵害的公民的人身與財產安全。但“城管警隊”這張標簽，不可避免地強化了這些警察的身份意識，“城管保障隊伍”也使得這支隊伍的服務指向，在成立之初就具有了單一性。按照“城管警隊”的設立邏輯，能否同樣設問，在城管暴力執法并不鮮見當下，能否成立一支專司保障被拆遷人權益的警察隊伍，以及一支專司保障城市小攤販權益的警察隊伍？

　　我們當然不需要“攤販警隊”，也不需要“城管警隊”。城市管理者與被管理者之間的緊張關系，需要管理者用春風化雨的執法舒緩。“春風細雨暖人心，惡語傷人十年寒”。城市綜合管理的春風，來自于人性化的執法理念，規范化的執法程序和文明溫暖的執法用語。

　　要做到這些，就必須從城管隊伍自身出發，通過自覺接受群眾監督并完善自查自糾來實現。對警方而言，保障城管的路徑并不在于為其提供強制力支持，而應依法查處一切暴力抗法與暴力執法行為。

　　文/王琳(海南學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