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星遂愿，胡波遂愿。弟兄倆南北分身，成功逃離。至此，國內追逃已告結束。追捕組的同事們心情郁悶。但一個信念在他們心中揮之不去：“不管胡星跑到哪里，一定要把他抓回來！”

　　6.打開新的突破口，追捕組踏上異國追逃之路

　　盡管追捕組的漢子們的決心堅如磐石，但要去新加坡追緝胡星卻面臨著諸多困難。新加坡沒有加入國際刑警組織，與我國也沒有簽署引渡條約，這意味著中國警察即便到了新加坡也難以開展工作。國內一些貪官逃到新加坡后，中國司法機關望塵莫及，只能眼睜睜地看著他們在新加坡過著逍遙的日子。

　　但是，追捕組仍未死心。他們請求公安部與新加坡警察局取得聯系，提出去新加坡緝捕胡星的要求。新加坡警方很快回函，表達了如下意思：第一，根據新加坡記錄，Hu Staney B.持瑙魯護照(號碼：0022880)于2007 年2 月2 日乘坐CX711航班從香港到達新加坡；第二，新加坡警察局未發現此人在新加坡的下落，新加坡警方將監控其出境情況，如發現其離開新加坡，將盡快通知中國公安部國際合作局；第三，新加坡與中國沒有簽訂引渡條約，新加坡政府沒有合法的權力去臨時逮捕此人。除此之外，新加坡警察局將盡力協助中國警方。對于中國警方派員來新加坡的要求，新加坡警方看不到有這個必要性。

　　意思很明顯，新加坡警方并不歡迎他們的中國同行。追捕組不能強行硬闖，原本想從深圳直接領命飛往新加坡，現在只得暫時解散，各自打道回府。

　　從深圳回到昆明后，追捕組立即向省委領導匯報了前期工作。擺在他們面前的選擇是艱難的：去新加坡，中國警察不能執法，沒有新加坡警察的配合很難成功；如果不去，就完全失去了將胡星緝捕回國的可能。我國目前尚無從新加坡成功緝捕貪官回國的先例，就算去了，跨國緝捕阻礙重重，勝算渺茫。

　　云南省委鐵下了心，認為：國內一些貪官和犯罪嫌疑人往往一走了之、潛逃國外，影響極為惡劣。如果就此放棄，客觀上縱容了這些貪官。無論如何要試試！一定要爭取公安部的同意和支持，到新加坡去！

　　公安部刑偵局負責人與新加坡警察局高層通話，對方仍不肯松口。公安部刑偵局行動處處長盧保良則通過外交部與我駐新加坡大使館取得聯系，請求使館支持。同時，專案組查閱和準備了國際遣返的有關資料，把胡星的犯罪事實、通緝令、逮捕令等相關資料翻譯成英文，又委托云南省司法廳涉外公證處進行了公證。整整3個卷宗，加班加點趕了出來。

　　專案組意識到，胡星非法使用胡波的護照這一事實很可能成為案情的突破口。可是，怎么證明護照有問題呢？他們手頭甚至連護照的復印件都沒有。這時盧保良想起，他有一次在曼谷與公安部駐泰國警務聯絡官聚會的時候，瑙魯駐泰王國總領事也在場，看上去聯絡官與總領事關系不錯。瑙魯駐泰王國總領館統轄著對多個東南亞國家的外交事務，其中包括新加坡。盧保良問，不知這個總領事能不能幫上忙？

　　“當然可以！”蔣平跳了起來，每一個使領館在簽證的時候，必須要登錄本國外交部的電腦系統檢驗護照真偽，只要總領事樂于配合，把Hu Staney B.的名字輸進去，就可以查看護照的原始信息。然后再敦請瑙魯駐泰王國總領事館向新加坡方面出具一份公函，證明護照信息與照片不相符，胡星非法使用他人護照，那么他就可能被遣返。無論是遣返到中國、瑙魯或澳門，情況就會樂觀得多。

　　經過多方協調和努力，幾天后瑙魯駐泰王國總領事向新加坡移民局提交了一份外交公函。

　　致有關部門：

　　尊敬的貴國移民當局，我是瑙魯共和國駐泰王國總領事館的總領事，非常榮幸地給您致信。我謹通知您，最近我們收到一封傳真來函，一名中國政府通緝的罪犯胡星持瑙魯護照022880(名HU STANEY B.，出生日期1960年6月23日)進入貴國。根據我們的出入境記錄，該護照信息與我國的登記信息不相符，即意味著胡星所持護照為其他人護照。現在我謹代表瑙魯政府請求貴國的幫助，如果任何人持上述護照來貴國，請立即通知我們，并當我們到達新加坡后，逮捕該犯。

　　瑙魯共和國駐泰王國總領事 ALEX KE

　　這是釜底抽薪之舉，現在只等著進入新加坡的機會了。2月13日，中國駐新加坡大使館向公安部發函，同意正式派員到新加坡處理胡星出逃的事件。追捕組摩拳擦掌，躍躍欲試。次日，蔣平與昆明市檢察院反貪局副局長趙明、云南省公安廳刑偵總隊情報處副處長李珉從昆明出發，公安部派出盧保良和國際合作局李玉紅處長從北京飛赴新加坡與他們會合。

　　臨行前，專案組組長郭永東專門趕到機場送行，而蔣平的心情很沉重。他在筆記本上寫下一段獨白：這是一個什么樣的任務啊！省委期望值這么高，人民群眾對貪官外逃義憤填膺，新加坡警方不歡迎，甚至在沒有新加坡警方允許的情況下，拿著使館的邀請函就毅然決然踏上了異國追逃之路。新加坡是什么樣的法律制度、什么樣的人情環境，我都一無所知。肩頭任務很重，沒有人指導應該怎么做，沒有經驗可以借鑒，能不能完成任務，實在是一片茫然。

　　7.我們就守在這里，他到哪兒我們就跟到哪兒

　　2月15日凌晨，當追捕組抵達新加坡時，正是這個時尚的島國盡情展現她的迷人夜色之際。顧不上欣賞美景，顧不上旅途勞頓，他們向趕到酒店的我國駐新加坡大使館公使黃勇介紹了案情。鑒于中國警察不能在新加坡執法，不能公開進行調查，眾人商定，還是先爭取當地警方的幫助。天亮之后，再由使館的吳冬梅總領事與新加坡警察局聯系。

　　沒有想到的是，新加坡警方避而不見。千里迢迢飛到新加坡，連新加坡警察局的門都進不去，何談緝捕？

　　這是追捕組在新加坡過得最壓抑最漫長的一天，5人如同困獸一般坐在酒店的房間里，氣氛沉悶到了極點。猛然間，蔣平一摁煙蒂站起來說：“我們就守在這里，他到哪里我們就跟到哪里！我就不信有這么怪的事，就在眼皮底下還抓他不住？”堅韌的信念激發起大家的斗志。他們清楚，他們身后有千萬雙期待的眼睛。他們唯一的選擇是：不辱使命！

　　晚飯時分，吳冬梅總領事終于帶來了好消息：經過大使館一天的斡旋，新加坡警察局終于同意第二天上午雙方面談。

　　這是一場異常艱苦的談判。中方據理力爭，而對方也寸步不讓。吳冬梅和盧保良、李玉紅分別代表外交部和公安部向新加坡警察局局長助理李水發、行動署主任熊衍慶等4名警官表達了警務協助的請求，蔣平隨后通報了案情：胡星在中國有經濟犯罪嫌疑，我們一定要把他帶回去。如果根據新加坡法律這樣做有困難，請控制住不讓他離開貴國國境，我們通過你們認為可行的渠道尋求解決的方法。

　　按照前天晚上商定的原則，既要引起對方足夠重視，又要反映胡星沒有攜帶大量資產進入新加坡，也不是什么高官，所犯罪行也不是特別引人注目。所以，蔣平強調胡星只身倉惶出逃，連自己的護照都沒有拿出來，只能冒用其弟的護照。

　　談判中對方問：“胡星在中國算什么級別的官？”

　　蔣平回答：“他是交通廳副廳長，在云南省算個中層干部。”

　　對方又問：“交通廳是干什么的？”

　　蔣平輕輕松松地說：“修路的。”

　　對方小心翼翼地問：“那我們能知道他的罪行有多嚴重嗎？”

　　蔣平說：“我們初步查證他有受賄的嫌疑，但掌握的只是線索。至于數額有多大，只有法院審判后才能認定，我們來帶他回去，就是為了搞清楚他有多大的問題。”

　　回答無懈可擊，新加坡警察也表示理解。蔣平進一步說：“通過他E-mail的IP地址和網上訂房信息可以確定，胡星就住在這里的萊佛士酒店。”奇怪的是，新加坡警察對此不置可否，只表示：按照新加坡法律，如果沒有現行犯罪，新加坡警方不能拘捕胡星。

　　眼看著對方死守陣地一步也不肯讓，蔣平只能使出“殺手锏”：“我們有瑙魯國外交官的證明，胡星使用的是他人的護照，按照貴國的法規，請你們把他扣留下來。依照國際慣例，胡星應該被遣返至其假照出發地——中國上海浦東機場，同時，鑒于胡星以‘李力’身份辦理了澳門投資移民，取得了澳門居住權，你們也可以將胡星遣返到澳門。”

　　李水發早有準備地回答：“瑙魯駐泰王國總領事的函件我們也收到了，但這是一個個人函件。我們得通過我國外交部向瑙魯國外交部求證后，才能采取相應的行動。”

　　蔣平急了：“你們可以不必等待瑙魯國的證明，我來給你們證明。現在！”

　　此言一出，不僅新加坡警方4人愣住了，連中方幾人都面面相覷：他哪來的瑙魯國外交部的證明？

　　蔣平拿出兩套戶籍資料擺到桌上：“不就是證明他使用的護照是他弟弟的嗎？請看，這是胡星和胡波在中國的戶籍資料：胡波1960年6月23日出生，與瑙魯國護照上的登記一致；胡星1958年10月16日出生，你們可以查查看，護照上的照片是胡星。這些戶籍資料都已經翻譯成英文，按國際慣例進行了公證，是有效力的證明文書。”

　　對方沒有想到中國警察有這么一招兒，一時沒有回答。但他們很慎重，說要研究一下。新加坡警察禮貌客氣，卻處處打“太極”，眼看著談判就要進入膠著狀態，蔣平霍地站起來朗聲問道：“請問各位，警察是干什么的？警察就是執行法律、打擊犯罪的！我這里有中國公安部的通緝令、向國際刑警組織申報紅色通緝令的文件、案件卷宗，而且全部都按照國際慣例翻譯成英文、經過了公證。我要特別強調的是，聯合國的反腐敗公約，我們兩國都是加入國，胡星的行為放在貴國也是涉嫌犯法的，況且貴國的反貪力度舉世公認。我們已經證明了他是嫌犯，是中國政府通緝的人，警察的職責不就是嫌犯潛逃以后把他捉拿歸案嗎？我們現在已經追到這里了，難道能夠眼睜睜看著他逍遙自在，而我們卻束手無策嗎？作為同行，請你們設身處地想想我此刻的感受！你們也一定不愿意看到我空手而歸！我相信，如果有一天你們到中國需要我們的警務協助時，你們也會有這樣的心情！”

　　對方顯然沒有料到蔣平會突然“動之以情”。沉默了一會兒，李水發說：“蔣局長(云南省公安廳經偵總隊對外又稱經濟犯罪偵查局)，你們的心情我非常理解，但是我們也有我們的法律。我們只能保證，如果收到瑙魯外交部的證明，我們一定將胡星遣返回去；在此之前如果他離開新加坡，我們一定通知你們。你帶來的戶籍資料我們會留下認真研究。”

　　這似乎是談判的最大收獲了。追捕組以證據說理開路，又以大義曉之、情感動之，可看上去對方仍無動于衷，大家都覺得有點失望。但蔣平覺得，他關于警察職責的那一段慷慨陳辭還是引起了一點共鳴，在感情上，新加坡同行一定會有所觸動。

　　8.胡星要離開新加坡了，追捕組卻還未能申請邊控

　　就在追捕組與新加坡警察談判的同時，云南警方對胡星的監控顯示，胡星有要“動”的跡象。

　　自從來到新加坡，胡星已經換了3個酒店。他確信自己被跟蹤，而且跟蹤者絲毫不掩飾行跡。他“覺得走投無路，整天忐忑不安，寢食不寧”，任何一點風吹草動都讓他“惶惶不可終日”。胡波從加拿大傳給他的消息更讓他心驚膽戰：昆明已經派人追到新加坡了！他在與胡波的通話中揣測：跟蹤的人是新加坡警察或是中國警察？還是黑社會來敲榨？任何一種猜想都令他“驚恐萬分”。他對劉伊萍說，我已經買了機票，要回到我辦護照的地方去，但是我可能走不掉；如果不能成功，我只能回來面對一切。

　　從新加坡警察局出來，新加坡華人唐先生請蔣平一行吃飯。唐先生仗義友善，在當地人脈廣布。席間，蔣平正為上午談判無果而食之無味時，唐先生熱情地指點迷津。此時，專案組從昆明緊急通報：胡星已經買好機票，隨時會離開新加坡。

　　胡星就要從眼皮底下溜走了，而追捕組甚至還沒有去移民局請求辦理邊控手續！剛到新加坡時，大家分析形勢認為，從種種跡象來看，新加坡警察似乎已經將胡星納入視線范圍，掌握了他的行蹤。如果馬上找移民局，警察局很可能就此甩手不管了。移民局只管著口岸，只要胡星待在新加坡永遠不出境，移民局是沒有辦法的；而且，移民局只能監控Hu Staney B.的瑙魯國護照，要是胡星還有一個其他護照，那就只能眼看他遠走高飛而徒呼奈何了。因此追捕組決定還是依靠當地警方控制住胡星。

　　他們立刻趕到使館與黃勇公使商量對策。黃說，早上會談的結果他已經知道了，他已與新加坡外交部官員直接通話，代表中華人民共和國人民政府表示，現在已經證明了胡星使用他人護照進入新加坡，若新方還把他放走，這是對中國政府的不負責任。

　　這番話相當于口頭照會，分量很重。可是從外交部傳達到移民局，其間要耗費不少時間，哪里等得？這時唐先生忽然想起：他曾經有一個朋友來新加坡時，由于護照出了點問題，被人舉報，在移民局被暫時扣押了48個小時接受調查。如果有人舉報胡星，不是可以大大緩沖我們的時間嗎？問題是，舉報人必須是新加坡公民。唐先生說：“我來寫信舉報胡星！”

　　黃勇公使大喜，馬上叫秘書打印出一封正式的舉報信，唐先生簽上名后，大使館立即派人送往新加坡移民局。可是怎樣讓移民局馬上受理、立即對胡星實施邊控？唐先生又生一計：請他的一位和新加坡移民局熟悉的朋友直接找局長，先實行邊控，再走程序。

　　能做的只剩下等待了。追捕組又回到酒店里發呆。下午4時，唐先生舉起手機給眾人看短信：“胡星已被移民局列入黑名單，請放心。”心上石頭落了地，房間里一陣歡呼雀躍。在大使館、祖國僑民的合力下，“Hu Staney B.”這下插翅也難飛出新加坡了。

　　然而短暫的欣喜過后，大家又笑不出來了：根據新加坡法律，使用別人的護照將被處以兩次鞭刑和3個月的監禁。3個月后，新加坡方面會不會把胡星交給中方還很難說，事情可能還是回到原點。讓胡星被移民局扣留，實為下下策。

　　追捕組已經查明胡星入住的酒店和房間號，也掌握了他的手機號碼，但目前唯一能做的卻只有等待時機。根據消息，胡波回到加拿大以后大病一場，近幾天已經出院，如果他再次飛來新加坡“拯救”其兄，再帶來一本新的護照，怎么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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