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四，稅負是否過重怎么看

　　燃油稅要擇機出臺了，車船使用稅要上調，土地增值稅開片，物業稅也在討論，遺產稅的傳聞令許多小兒成了房主……

　　單說房子。邢海洋一定痛定思痛，他寫道：一套50萬元的房子，若首付10萬元，貸款40萬元，30年還清，以當前5.75%的優惠利率水平，30年內總房價款就要累積到94萬元。但現行個稅的計算方法不管你是否貸款買房，只從你買賣的差價中抽稅。就算30年后你的房子漲價1倍達到100萬元，按規定你要為50萬元的增值繳20%的稅，即10萬元。而實際上，真正增值的只有6萬元，只應繳3000元。

　　2007年3月，在人大政協兩會上，財政部財政預算報告首次提出征收物業稅。北京大學經濟所房地產金融研究中心主任馮科認為，此稅有重復征收之嫌：投資是有風險的，如果投資者賠了，財政會給補償嗎？當然不會，財政只管琢磨增加新稅種，旱澇保收。況且，投資者已經在買房子時一次付清了70年的地租，上市公司在分紅前已經繳納了企業所得稅和紅利稅，再向投資者征稅不是重復嗎？

　　這些關于房子的故事只是個案。

　　中國社科院財貿所財政研究室主任楊之剛認為：如果不僅僅考慮稅收，還把政府所能拿到手的所有資金，包括預算外的一些規費收入考慮進來的話，中國的宏觀稅負不會低于27%至28%，這已經是一個中等高收入國家的稅負水平了。

　　中央黨校政策研究室副主任周天勇認為：如果按照國家稅總提供的18%這個數字，則僅比2005年小漲0.5個百分點，比發展中國家平均低3個百分點，比發達國家低12個百分點。“2006年政府財政收入接近3.2萬億元，如果加上1.3萬億元的預算外收費、5000億元的土地出讓金、8000億元的社保金等，我們真實的稅負已經達到31%至32%。”

　　其五，申報財產為何要公眾率先官員斷后

　　民財先報，官財豈可后報？這是12萬元自行申報制度施行后，公眾反應最強烈、最直接之處。全國人大代表王全杰是山東民營科技促進會副會長，在今年人大政協兩會上成為明星。2005年王曾提出《建立官員個人資產申報制度》的議案。他說，今年是任期的最后一年，如能連任，我還會提這個議案。

　　實際上，在王全杰之前，已有數部法規涉及此事。

　　1994年全國人大常委會已將《財產收入申報法》列入立法項目，只是“當時由于技術手段無法滿足要求等等原因”而沒有進行下去；1995年5月25日，中共中央辦公廳、國務院辦公廳聯合發布了《關于黨政機關縣(處)級以上領導干部收入申報的規定》；2001年6月15日，中紀委、中組部聯合發布《關于省部級現職領導干部報告家庭財產的規定》。

　　不幸，這些擬議的法和正式公布的規都不了了之。其中一條解釋是“不適合中國國情”。有關方面曾明確表示，“官員申報財產，涉及面很廣，操作起來比較復雜，不是短期內就能辦到的”。

　　萬幸的是，終于，操作的技術手段解決了，中國國情也適合了，財產自行申報制度開始實施了。但是，這次是請公民打頭陣的。

　　法學家喬新生撰文道：“有些民眾不愿意把自己的財產通過申報方式，公布給有些財產來源不明的公務員，也不愿意在教育、醫療、住房等公共產品供給不足的情況下，主動履行納稅義務。”

　　其六，為何人大審議政府預算效果一般

　　納稅人把錢交上去了，當然關心錢是怎么花的，拿預算來！

　　蔡定劍是中國政法大學教授，在全國人大會議上服務了10多年，但幾乎沒有看到過國家預算。2005年，蔡在新加坡國會調研，提出想看看國會預算，國會圖書館館長送給蔡兩本新加坡當年的國會預算。不留神，蔡定劍在國外享受了超國民待遇。

　　但蔡定劍在3月12日《新京報》上的文章標題不好，《能否向公眾公開政府預算》。這個問題需要討論嗎？況且，每年人大政協兩會不是總在討論政府預算嗎？

　　蔡定劍說，每次兩會上雖然都有聽取審議國家預算的程序，但審議的是預算報告，不是具體預算。

　　也有報道引述中央黨校研究室副主任周天勇的話說，目前中國預算編制比較粗糙，審查時間太短，人大代表不專業，難以提出有針對性的意見和建議。以本屆兩會為例，安排審議財政預算的時間只有3月6日下午和3月7日全天。在如此短的時間里，讓2000多名人大代表對關乎整個國計民生的財政預算進行詳細的審議是非常困難的。而外國的議會60%的時間是用在審議各種預算上的。

　　其七，為何行政開支芝麻開花節節高

　　實際上，知曉和掌握稅收用途，是納稅人的第一權利。稅收用途最遭人白眼的是行政管理費用的增長。

　　中國行政管理費用1950年在13.13億元，1960年31.39億元，1970年32.00億元， 1985 年171.06 億元，1990 年414.56 億元， 2000年2768.22億元，2004年5521.98億元。改革開放25年間增長了104倍。

　　行政管理費用在財政總支出所占比重也在逐年上升。1978年僅為4.71%，1985年為8.53%,1990 年為13.44%,2000 年為 17.42%，2003年為19.03%。

　　與其他國家在統計口徑上或許有出入，權且一比：日本一般公務支出占中央財政支出為2.3%(1993年)，德國2.7%(1998年)，埃及3.06%(1997年)，英國4.19%(1999年)，韓國5.06%(1997年)，泰國5.2%(2000年)，印度6.3%(2000年)，加拿大7.1%(2000年)，俄羅斯7.6%(2000年)，美國9.9%(2000年)，意大利 23.09%(1999年)。

　　行政管理費用如此生猛增長，一個很大的原因是養的人太多，各級財政又養了哪些人？誰說得清？比如劉翔，政府財政肯定掏了錢。比如另一個上海人姚明，美國政府就不會掏錢。

　　財政不僅養的人多，2000年《中國統計年鑒》顯示，1999年官員公費出國消耗的財政費用大約3000億元，此后公費出國之風有增無減。內地公車消費和公款吃喝1年超過6000億元，相當于2006年國防開支的2倍……

　　所以，有些大學畢業生拼著命也要考公務員，有些崗位競爭和錄取比例達到 200：1。

　　所以，2006年4月3日，當湖南常寧市蔭田鎮爺塘村村委會主任蔣石林，狀告常寧市財政局超預算購買豪華車，聞者無不歡欣鼓舞。只是不知此事結果如何。

　　2006年11月15日，國務院常務會議傳出消息：國家要規范黨政機關公務接待，要將接待費用納入財政預算管理，公開透明，接受監督。對此，聞者亦歡欣鼓舞。但大家馬上就記起此前國家也有規定，“四菜一湯”，后來被下面改成了“四盆一缸”。

　　財政部部長金人慶曾說：“我最不想埋單的是增長最快的行政費用。”最不想，增長偏偏最快，鐵算盤也無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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