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青年報》4月15日報道：湖南省紀委透露，目前已初步查明郴州市原市委副書記、市紀委書記曾錦春受賄3000余萬元，不明財產近5000萬元。

　　這幾乎已經成為反腐敗新聞里的一句“格言”———“格式語言”：除了已知的巨額貪污受賄款，另有××××萬財產來源不明。而“來源不明”的財產，又往往遠遠多于已經查明的贓款。例如，同屬郴州“窩案”中的貪官、原郴州市委書記李大倫也是如此，他涉嫌受賄1434萬元，更有高達1765萬元不能說明來源。

　　事實上，“巨額財產來源不明罪”在實際執法中暴露出來的弊端，學界和法律實務界的關注、設法扭轉的呼聲由來已久，甚至，有識之士早已將此事捅到了全國兩會上。早在2004年全國兩會期間，全國政協委員陳文華先生就提出，現行的巨額財產來源不明“最高刑為五年有期徒刑”的規定明顯偏輕。“實踐證明，這一罪名的設立現在完全有違立法者的初衷，不僅沒有起到預防和懲治犯罪的作用，反而成為某些國家工作人員嚴重貪污賄賂犯罪嫌疑人的‘保護傘’。”因為，按照現有刑法規定，“巨額財產來源不明罪”最高刑期是5年，這顯然遠遠輕于法律對貪污、受賄等罪的刑罰。因此，一些腐敗分子千方百計掩蓋違法犯罪事實，牟取巨額非法利益，一旦東窗事發，也可用“說不清來源”一推了之。這不僅不能有效遏制貪污腐敗，反而會助長腐敗分子的僥幸心理。現實生活中，許多被查處的貪官往往都有“巨額財產來源不明”，非法斂財的數額巨大而領刑甚輕，完全不符合“罪責刑相當”的原則，更會給老百姓以“司法不公”的強烈印象，重創法治公信。

　　一個國家及其法律制度是否具有社會公信力，是法治能否得到確立的試金石。如果人們懷疑法律本身的公信，則法治自然無法確立。公民對法律的尊重和信仰，來源于公民對現行法律的積極態度和評價。我國刑法1997年增設“巨額財產來源不明罪”，本意是更好地懲處貪污腐敗，為司法機關提供有力的法律武器。但是隨著職務犯罪更加復雜化，此罪刑罰滯后性、不當性問題凸顯，明顯不能滿足懲治腐敗斗爭的需要，已經影響到人們對于這一國家法律的積極態度和評價，從而嚴重挑釁法治公信，不利于反腐敗，不利于推進民主法治，不利于構建和諧社會。因此，修改現行刑法中有關“巨額財產來源不明罪”的規定，已經是當務之急。

　　然而，修法不是一天兩天就可以完成的任務，而反腐敗片刻也不能遲疑，對曾錦春這類腐敗大鱷的查處更要雷厲風行。所以，在法律沒有修改之前，就需要有關反腐部門作出更大的努力，對曾錦春高達5000萬的“來源不明財產”務必繼續進行徹查。可想而知的是，所謂“巨額財產來源不明”，決不意味著這些財產都是天上掉下來的，高達5000萬“不明財產”的背后，肯定還掩蓋著更多乃至更大的腐敗秘密，因此，這不僅僅是要使曾錦春受到應該受到的法律懲處的問題，更是這場反腐敗能否斬草除根、獲得真正勝利的問題。

　　因此，吁請有關部門，“宜將剩勇追窮寇”，務必對這5000萬繼續追查到底，將更多的真相大白于天下！(作者：鄧清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