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不留神，我和另外兩位學者去年到最高人民檢察院“掛職”一事竟然成為了頗受人們關注的熱點事件。其實，學者“掛職”是極平常的事情，不值得大驚小怪。也許，當下的媒體感到太寂寞，缺少吸引眼球的事由，于是就在我們身上做起了文章。對此，我還是應該表示感謝，因為得到媒體——特別是其背后那廣大受眾——的關注畢竟是一件很露臉很光彩的事情。然而，在諸多報道與評論中，有些是有偏頗的。盡管那多出于善意的誤解或正當的憂慮，但我覺得還是有必要做一點解釋和說明。

　　在一些人的觀念中，似乎法學家和法官、檢察官是兩個相互對立或者不可交融的職業群體。因此當二者身份轉換的時候，有人就會覺得驚訝，或者譽之為“創舉”，或者訾之為“胡來”。筆者卻不以為然。首先，法學家絕不是從事法學教育和研究工作的人可以獨享的稱號，法官、檢察官和律師都可以也應該成為法學家。其次，法學是一門實踐性很強的學科，需要教學科研與法律實務之間的經常性交流，需要法律職業的一體化，而這既包括法官、檢察官、律師等法律實務人員的一體化，也包括法律教學科研人員與法律實務人員之間的一體化。由此可見，法學家去當法官或檢察官或者相反，其實是一件很正常很普通的事情。

　　誠然，法官和檢察官都屬于“官”的范疇，特別是一定級別以上的法官和檢察官。于是，有人就提出了法學家應不應該去當官的問題。在一些人的眼中，似乎只有不當官的法學家才是真正的法學家，而當了官的法學家就都變成了徒有虛名的法學家，甚至變成了“大內鷹犬”或“犬儒”。我曾經說過:真正的法學家就應該“以法為家，知法如家，愛法似家，奉法勝家”。法學家就應該崇拜法治并身體力行。中國確實有許多很講法治的不當官的法學家，但是也有許多很講法治的當了官的法學家。筆者以為，法學家當官，于國于民都是一件好事。雖然一個國家的法治建設不一定完全依靠——甚至不一定主要依靠——法學家的力量，但是倘若在一個國家的官員中多一些法學家的身影，那么其法治的進程肯定會加快。因此，我是很贊成法學家去當官的。

　　當官可以使法學家為社會做出更大的貢獻，而個人也可以享受更大的人生成就感。然而，本人卻一直告誡自己不要去當官，因為我覺得自己在官場上一定是個“弱智”，視仕途為畏途。就內心而言，我并非不想當官，只是不敢當官而已。而這次最高檢讓我去“掛職”，實在是給我提供了一個極好的機會。竊以為，“掛職”并不是真正的當官(當然也不是假冒的官)，并不是正經的去當官(當然也不是不正經的官)，而是在一段時間內于本職之外去擔當官員的職務，帶有體驗、鍛煉、兼職、業余的性質。所謂“掛職”者，本來不是這個職位上的人，暫時“掛”在這里，或者暫時“掛”上這個職務。筆者的本職是大學教師，主要工作是教學科研。從這個意義上講，我只是一個業余的官，既有當官的感受，又沒有步入仕途，何樂而不為！再者，“掛職”也更加豐富了我的人生經歷，而這恰是我非常期望和看重的。

　　有人說我“多才多藝”；也有人說我“不務正業”。我以為，人的才能都是多方面的，只不過有些已經表現出來，有些尚待表現或開發。就性格而言，有些人總愛追求新穎與另類；有些人喜歡保持傳統和常態。我的性格大概界乎于二者之間，既不會一味安于現狀，也不會經常見異思遷。于是，我在做好本職工作的同時，又不斷地探索新的業余生活的領域。這次去最高人民檢察院“掛職”，其實也是我的一種新的業余生活。雖然是業余的事情，但我的一貫作法是不干則已，干則干好。因此，業余的事情也要認真去做，盡自己最大的努力去做好。人生在世，既要追求生活的多樣化，又要有所為而有所不為。我的人生格言是:當癡則癡，當醒則醒；亦癡亦醒，一癡一醒。

　　(作者：何家弘；為中國人民大學法學院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