渤海灣的晨曦映著一個攀登的身影。

　　2007年1月15日，海軍大連艦艇學院教授方永剛來到政治系教學樓，講授本學年的最后一課——“新世紀新階段我軍歷史使命”。

　　學生們早早地等候在門口。迎著他們的目光，身患癌癥的方永剛走上講臺，還是那么精神煥發，還是那么聲如洪鐘。

　　“今天我給你們上課，感覺很幸福……”方永剛的最后一句話，淹沒在一片掌聲中。

　　學生們的記憶里，將永遠定格這么一幕：教學樓前110級臺階的陡坡，他們的方教授竭盡全力，一步一步向上攀登……

　　邁步之前，方永剛整了整軍裝。

　　遠山如黛。他的目光，久久地停留在前方6個鮮紅的大字上——

　　使命——忠誠——獻身。

　　信仰——

　　“沒有科學信仰的人是不幸的人，我的信仰就是馬克思主義”

　　年均完成教學任務200%，為官兵和干部群眾作報告1000多場，撰寫論文100多篇……10多年來，方永剛就是以這樣的節奏，為他的學生、聽眾和讀者解答著同一個問題：發展變革中的中國，路在何方？

　　路，在黨的創新理論里，在人民群眾的偉大實踐中。這是方永剛認準的答案。

　　1981年秋，方永剛考入復旦大學歷史系。4年寒窗，在博覽東西方哲學文學、苦讀中國幾十個朝代興衰史之后，他把自己的主攻方向放在中國近現代思想史方面。

　　為什么洋務運動想從實業方面挽救中國，沒有成功；為什么戊戌變法、辛亥革命想從制度方面挽救中國，沒有成功；為什么中國共產黨卻能在沉沉暗夜中，找到民族復興的正確道路？

　　這，就是科學理論的力量。正是這種力量，在一代代中國共產黨人創造性的實踐中，改變著國家、民族和每個人的命運。

　　在這些被改變的命運中，方永剛本身就是其中的一個。

　　1963年4月，方永剛出生于遼西一個有7個孩子的農家，貧窮，幾乎是他童年的全部記憶。

　　1978年12月18日，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召開。這是方家認定的家族生日——從此，家庭成分的包袱沒有了，“包產到戶”后的全家第一次不用為吃飯發愁了；后來，全家族40口人中有30多人陸續遷至大連，祖祖輩輩生活的那個十年九旱的村莊成了附近聞名的電話村、自來水村，走出了一批批與方永剛一樣的大學生和到韓國、日本打工的青年人……

　　他明白，所有這些變化，都是黨的好理論、好政策帶來的。農民之子方永剛樸素的感恩之情，涌泉般匯入學者方永剛的理性思考，匯成了對黨的信賴和對黨的創新理論的信仰。

　　一生無悔的職業選擇，從此開啟。

　　上個世紀90年代初的一天，方永剛在公交車上聽到關于蘇聯解體、東歐劇變的議論，聽到有人對中國社會主義事業前途感到悲觀。

　　像今天的許多中青年理論工作者一樣，方永剛的理論研究和傳播生涯是在社會主義事業于世界范圍內受到挫折的背景下展開的，對于這樣的言論，他并不意外。但，保持緘默或者一笑了之，從來不是方永剛的性格。

　　方永剛能言善辯，對方也并不示弱。旁邊的人以為他們要動手打架，差點報警。講國際戰略格局，講中國的變化，講改革開放的特質，講自己的親身經歷……方永剛最終說服了對方，而他雄辯執著的勁頭也讓那位來自監獄系統的管理人員震撼：這是位信仰堅定的共產黨員，他的身上有著強大的感染力！

　　乘車因為辯論錯過了站點，辯論雙方卻從此成了朋友。不久，方永剛接到了遼寧省監獄警察培訓中心的講課邀請函。10多年過去了，課程不曾間斷。

　　“沒有科學信仰的人是不幸的人，我的信仰就是馬克思主義。”方永剛說，“我們做馬克思主義理論教員的，自己都不堅信真理的話，怎么讓別人相信呢？自己都不感動的話，又怎么去感動別人？”

　　科學信仰之于共產黨員，如同人生的長明燈；科學信仰之于教師，乃師之大德；科學信仰之于任何需要信仰的人，則是一種可以傳遞、可以倍增、可以扎根的力量。

　　2001年暑假，方永剛應邀到大連市小龍街為退休老干部和群眾講解“三個代表”重要思想。

　　一位老干部提問：你講的這些，還是不是我們原來理解的社會主義？

　　“黨的創新理論之所以科學，不僅在于它的本質是一脈相承的，更在于它的內容始終是隨著時代發展而創新的。”方永剛回答說，“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是一部大文章，幾代共產黨人都在這部巨作中寫出了自己的段落，并付出了巨大的犧牲……”

　　當他講到毛澤東一家為中國革命犧牲了5名親人，又把長子岸英送上朝鮮戰場，鄧小平一生“三落三起”，還始終為中國人民能過上好日子殫精竭慮時，那位老干部竟失聲痛哭起來。

　　等大家情緒恢復過來，方永剛接著說：“老同志出生入死打江山，他們最關心的，莫過于子孫后代能不能保持黨的先進性。今天我們黨把‘三個代表’寫在旗幟上，就是要確保老一代開創的事業千秋萬代傳遞下去！”

　　…………

　　從鄧小平理論、“三個代表”重要思想到科學發展觀，方永剛以一個理論戰士特有的敏銳，密切關注著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的每一個最新成果。他對學生說，只要立志成為黨的理論工作者，關注前沿就不再是個人意愿，而是時代賦予的責任。

　　方永剛的事業道路并非一帆風順。

　　1995年，方永剛的母親去世，父親重病纏身，6個兄弟姐妹都陷入了經濟困難。

　　方永剛恨自己不能給這個養育了他的貧寒之家更多回報，無奈之下，向學院院長提出轉業申請。

　　院長4次與深為器重的方永剛促膝相談。沒有許諾，沒有更多的美言巧辭，她只是反復著一個理由：軍隊建設不能沒有優秀的理論人才。

　　這是方永剛無法拒絕的理由！

　　“我還要我的那張辦公桌。”方永剛留了下來，當年就獲得教學獎和科研獎，他所在的教研室也獲得先進教研室的稱號。“轉業風波”讓方永剛更加讀懂了自己：他離不開部隊，離不開這份登高望遠的事業！

　　10年過去了，方永剛成了學院的青年教員標兵，拿到了博士學位，晉升為教授。

　　本色——

　　“理論只要回到人民群眾的實踐中去，就和實踐一樣常青”

　　如果說理論工作者是連接理論和實踐的橋梁，方永剛甘愿做那橋上的一塊磚石。

　　他認為，科學理論是從千千萬萬人民群眾的實踐中提煉、抽象出來的，理論工作者有責任使黨的最新理論成果為群眾所掌握，從而轉化為巨大的物質力量。

　　我國加入世界貿易組織不久，方永剛應邀去旅順口區鐵山鎮講WTO對農民的影響。一傳十，十傳百，很多農民都放下手里的農活趕來聽課。

　　“方教授啊，中國加入WTO了，咱莊戶人可別讓它給‘踢’著啊！”一位農民喊了一嗓子，“咱種的糧食都不好賣，外國糧食進來更完了！”

　　方永剛問：“大家知道為什么我們這里的小麥做面包掉渣嗎？”

　　“咱們的小麥品種不行。”

　　“對，我們進口的小麥，主要是優質特種小麥。大家放心，國家是時時注意保護本國農民的利益的，我們農民也要科技種田、改良品種，這樣才能在國際農產品競爭中不吃虧……”

　　臺下議論紛紛，人們若有所思。

　　報告結束后，一位農民問他：“你這個教授咋還知道小麥做面包掉不掉渣啊？”

　　一位老人執意要見見方永剛：“孩子，那些個道理到你嘴里，咋都成了我們莊戶人的大白話呢？”方永剛沒有想到，這位80多歲的老人，竟然是躺在擔架上聽他講了一上午的課！

　　方永剛淚流滿面：“老爺爺，我出生在農村，我也是農民的孩子啊！”

　　社會越是多元，人們越是迫切地需要科學的理論，在經濟發達的城市如此，在地處偏隅的農村也是如此。

　　他忘不了，在守衛祖國北大門的漠河邊防連，講完了函授輔導的內容，戰士們還要他講國際形勢，講我國的內外政策，講軍隊的改革發展。他們捧出自己釀的酒，端上大棚里種的蔬菜，要把這位遠道而來的教授多留幾天；

　　他忘不了，在長山要塞的海島上，給干部、戰士的課講完了，家屬們抱著孩子來也要聽他講。直到晚上11點半，他才結束了這堂他的教學生涯里時間最晚的課；

　　他忘不了，這些年來在大連一些單位講課時，會場座位不夠，人們就從家里帶凳子來坐在過道上聽。在這座首批開放的沿海城市，聚焦最新理論的“大連講壇”已辦了50多期，市、縣(區)、鄉三級宣講活動紅紅火火……

　　工人、農民、干部、學生、軍人、退休老人……面對課堂上這些來自社會各階層的、最基層的聽眾，方永剛感受著人民群眾對黨的理論的渴求，感受著當代理論工作者的責任，他決心要當一個平民教授，讓理論以更直接、更感同身受的方式還原到群眾的生活中去。

　　紛繁錯綜的歷史變遷，在抑揚頓挫間成了評書。高度抽象的理論問題，被方永剛精心織入拉家常式的嘮嗑中，嘮的，都是老百姓最關心、最貼近切身利益的事兒。

　　給社區居民講“和諧”，方永剛用一個拆字游戲作為開場白：“‘和’——左邊是‘禾’，右邊是‘口’，就是人人有飯吃；‘諧’——左邊是‘言’，右邊是‘皆’，意思是人人都能講話。和諧社會，就是生活豐衣足食，政治高度民主。大家說，這樣的好日子誰不想過啊！”

　　給農村基層黨員干部講先進性，方永剛引用了兩句來自田間地頭的順口溜——“走路不沾泥，有錢娶婆姨”，說明農民群眾對致富帶頭人寄予的希望。

　　講農村經濟體制改革，他追溯小崗村那張蓋滿紅手印的“生死契約”；講全面協調可持續發展，他痛陳非典肆虐的教訓；講建設社會主義新農村，他細述“三農”問題的來龍去脈……

　　“理論只要回到人民群眾的實踐中去，就和實踐一樣是常青的。”方永剛堅信，實踐無止境，理論創新和理論傳播也沒有止境！

　　見證了科學理論巨大推動力的方永剛，希望能通過自己的傳播，讓理論為人民群眾所掌握、所運用。

　　如今，他講課時常說的“心貼心和睦相處、手拉手共建家園”，成了大連市好幾個社區的標語；在他“科學發展要找準定位”觀點的啟發下，新經濟組織云集的人民路街道組建起了經濟服務中心、推出六項“服務承諾”；遼寧省監獄系統在聽完他的“以人為本”講座后，為干警們開設了心理保健課；大連市雙島灣街道臺山西村農民聽他講了產業結構調整的道理后，對改種櫻桃更有信心了……

　　當這些消息從四面八方傳來，方永剛幸福地笑了。

　　激情——

　　“永遠保持一個理論工作者的沖鋒姿態，讓有限的生命為太陽底下最壯麗的事業而燃燒”

　　方永剛深深地愛著三尺講臺。

　　他說，每個人來到世界上都有推脫不掉的使命，我的使命，就是為我的學生和聽眾講好每一堂課。

　　他是學院政治系教授和碩士生導師，還是遼寧省國防教育講師團成員、沈陽軍區聯勤部客座教授、大連市講師團成員……講學任務繁重，但樂此不疲。

　　每次講課之前，方永剛先提三個要求：準備一杯白開水——潤嗓，一條干毛巾——擦汗，告訴他聽眾的年齡、文化、職業構成——好思考使用什么樣的語言。

　　2002年初，方永剛應邀到沈陽軍區聯勤部駐齊齊哈爾某部作報告。從下午一直講到晚飯時間，官兵們還是沒聽夠。在大家的請求下，吃完飯后，方永剛又接著講了兩個小時……

　　“歌星有返場再唱的，”聯勤部政治部一位領導說，“講政治理論課，誰見過教員返場的？方永剛就能做到！”

　　即使躺在病床上，方永剛的激情也不曾減退。

　　1997年5月，方永剛在送孩子上學的路上遭遇嚴重車禍——只差一葉韭菜的寬度，他腦后的主神經就徹底斷裂。

　　整整108天，腦袋上鉆了兩個洞、頭部被牽引固定的方永剛命系一線。他只能一動不動地躺著，眼睛直直地盯著頭頂那方天花板，記憶卻幸運地一秒也沒有喪失。

　　上個世紀90年代中末期，正是亞太地緣政治發生重大變化、海洋權益斗爭日益激烈的時候。中國海軍應該發揮什么樣的新作用？方永剛與同事王雨菲約定，從近代以來中國海軍發展史的角度來研究這個問題。

　　剛有了提綱，方永剛就遭遇車禍。王雨菲急了，這個科研還怎么搞？

　　方永剛說：“沒問題！”

　　思緒噴涌如泉，方永剛一邊口述一邊修改；需要查資料時，用手把書舉起來看。起初，舉上幾分鐘就臂酸手軟，到后來竟一舉就是兩三個鐘頭。

　　“近代亞太戰略格局的演變催生了中國海軍，中國海軍的興衰又深刻影響著亞太戰略格局……”3個月后，30萬字的《亞太戰略格局與中國海軍》脫稿之時，醫生曾斷言他僅有“百分之一希望”的身體也完全康復……

　　人們喜歡他的坦誠，他的樸實，喜歡他講課的那股“勁”。

　　每次講課，不到兩分鐘，方永剛就能融入情景，甚至連話筒是否打開都注意不到。有人曾提醒他講課聲音低些，但當全身每一個細胞、所有的能量都被調動起來，他根本無法意識到是否應該有所控制。

　　2006年7月，方永剛在本溪講課時有人問：社會主義要消除兩極分化，為什么城鄉差距、貧富差距還這么大？

　　方永剛略一思忖，打了個比方：“在我國的特殊國情下，需要一部分人先富起來，才能像火車頭一樣帶跑。我們的火車過長，到現在，最后一節車廂可能剛剛出站，但我們要相信黨和政府。重要的是，我們的鐵軌已經鋪好了！”接著，又用自己在南方鄉村的見聞鼓勵農民走出去開眼界，鼓勵他們發展經濟作物。

　　一堂兩個小時的課，既講了認識問題的方法，也談了解決問題的思路，為這位“大城市來的教授”贏得了“不回避問題”的稱贊。

　　十多年傳播真理，方永剛漸漸聞名。從學院研究生隊到附近社區，都有自稱“剛絲”的方永剛的喜愛者。在大連市，他的課已經排到了2007年底。中山街道、人民路、桂林路的居民一聽說有課就問：“是不是海軍那個戴大蓋帽的教授？”

　　熟悉方永剛的人都知道，一堂課下來，他常常汗濕衣衫。有一年夏天在旅順講完課后，連褲子都濕透了，不好意思站起來。后來，他只要出去講課，必須帶上備換衣服。

　　外號“方大炮”的方永剛總是未見其人、先聞其聲。同為大學教授的岳父送他另一個外號：“永剛廣播電臺”——只要女婿一來，當天的國內外新聞馬上在耳邊響起。

　　在妻子回天燕眼里，工作狀態中的丈夫有點“癡”。一寫起文章來，念念有詞，旁若無人。他說，一個問題要是整不明白，吃飯沒味，走道沒勁。半夜一兩點以后睡覺是常有的事，時間長了，鍵盤敲擊的聲音成了妻子的催眠曲。每次發表了新的文章，方永剛會像個孩子一樣一路蹦著、吹著口哨回家，然后喝杯酒慶祝一番。

　　在同事們眼里，常言“問題研究不透不算爺們兒”的方永剛有點“狂”。自從上個世紀80年代末參與編寫了系統研究鄧小平理論的書后，他喜歡上了大問題、硬課題。2006年暑假，方永剛和教研室主任徐明善合寫了《黨的創新理論專題研究》，成為全軍較早的關于科學發展觀的教材。就在方永剛生病入院之前，他們又申報了一個關于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理論創新研究的重大課題。

　　常有人問，你的激情從哪里來？

　　方永剛說，激情來自熱愛。他對事業不僅“知之”，而且“好之、樂之”，他就像一把火，燃燒起來就無法熄滅。

　　約定——

　　“人的生命是有限的，我研究傳播黨的創新理論沒有期限”

　　2006年春季開始，回天燕發現丈夫每天下班后都顯得特別疲憊。問怎么回事，方永剛滿不在乎：“我這個人一講課就好激動，一激動就好出汗，這說明我新陳代謝好！”

　　好幾次肚子疼，方永剛以為是腸胃炎，自己找了點藥吃。徐明善勸他去醫院好好查查，但他總是抽不出時間……

　　這的確是異常忙碌的一年：除了例行教學和校外報告，方永剛還承擔了海軍基層政工干部培訓班的授課任務，暑假里又編寫出了關于科學發展觀的教材。

　　2006年10月，方永剛到北京參加在國防大學舉辦的全軍首屆軍隊政治理論骨干研修班。機會難得，自然倍加珍惜。結業典禮上，他被選為學員代表，談對理論工作和部隊理論隊伍建設的思考。

　　但，就在寫這篇發言稿的時候，方永剛的病痛又發作了。凌晨兩點剛寫完，就掛上了吊瓶，連試講也是由別人代替的。輸液休息的幾天里，不甘寂寞的方永剛又與他人合作，寫出了一篇上萬字的《論長征精神的時代價值》……

　　2006年11月17日，方永剛上了手術臺。

　　病情比想象的更為嚴重。主刀的是從大連市請來的最好的外科醫生。動了20多年手術，他頭一次遇到這么嚴重的病例。“腸子爛了這么多洞，怎么還能堅持工作？”

　　往事一幕幕在眼前浮現。妻子心如刀割，丈夫是在透支自己的生命啊！

　　“這幾年正是我精力最旺盛、思維最活躍的時候，而且，我剛從北京帶回來好幾個課題。”他說，“我沒有理由消沉下去！”

　　實際上，方永剛幾乎一天也沒有停止過思考。

　　手術后醒來，麻藥勁還沒有全過，方永剛開了個清單，讓妻子回家找書，準備為研究生做論文開題輔導。人還在重癥監護病房，方永剛就把他指導的三個研究生全叫來，見縫插針地上課。

　　肖小平是方永剛的第一個碩士研究生。“你看看我導師那精氣神！”肖小平說，如果不是那身病號服，根本看不出他身患癌癥！

　　學生們不忍心，妻子也幾次試圖打斷。方永剛發火了：“你不要動搖軍心！我肚子有問題，但腦子沒問題，嘴沒問題！”扭頭對學生說：“別受你們嫂子干擾，來，咱們繼續上課。”

　　回天燕比誰都更清楚，對于剛做完手術的丈夫來說，每次談話得付出多少氣力——來人走后，方永剛常常一言不發地捂著肚子，密密的汗珠擦了一層，很快又沁出一層。

　　有人勸他，“歇歇吧，別干了。”方永剛還是那句話：“不干，半點馬克思主義也沒有！”

　　方永剛把軍裝帶進了病房。醫生發現了這個秘密，問他：“是不是準備趁我們不注意溜出去講課啊？”

　　他嘿嘿一笑。他的心里，放不下那些因為生病一再推遲的課程，放不下那么多盼著聽他講課的聽眾。

　　2007年1月15日，第二次化療后的方永剛如約登上講臺，給學生們講“新世紀新階段我軍歷史使命”。

　　“方教授站在講臺上，哪怕什么話也不說，就是履行使命的最好典范！”學生們說。

　　7天后，病中的方永剛又去兌現自己的另一個承諾，到大連市地稅局作關于科學發展觀的講座。那堂課，擦汗的紙巾用去整整5包……

　　“人的生命是有限的，我研究傳播黨的創新理論沒有期限！”方永剛說，如果有一天生命之鐘停擺了，我愿意把它定格在我的崗位上，讓有限的生命為太陽底下最壯麗的事業而燃燒！

　　解放軍總醫院一間潔白的病房里，方永剛聆聽著春天的聲音。他說，那是鴿子在窗欞上撲打翅膀的聲音，那是風吹柳芽悄悄作響的聲音。

　　方永剛的使命之旅，又在這個春天起航——

　　“我和春天有約，春暖花開的時候，我要走下病床，走出病房；

　　我和夏天有約，艷陽高照的時候，我要和全軍戰友一起慶祝人民軍隊的80歲生日；

　　我和秋天有約，楓葉紅了的時候，我要和全國人民一起迎接黨的十七大；

　　我和冬天有約，白雪皚皚的時候，我要再次走上我心愛的講臺……”

　　思緒海闊天空，約定山高水長——如同那沒有盡頭的四季轉換，如同那永無止境的理論創新。

　　這，就是方永剛的生命之約。 (新華社記者　陳萬軍　白瑞雪　人民日報報記者　郭嘉　王金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