吏治腐敗、司法腐敗讓社會公平受到傷害

　　新京報：當下強調實現社會公平正義，有哪些必然因素？

　　周瑞金：從我們面臨的新矛盾、新問題看，在生產力發展的前提下，由于沒有解決好公共品的公平公正分配，帶來的問題比較多。

　　一是城市和農村、東部和西部、南方和北方，區域之間發展的差距越來越大，同時經濟的發展和社會事業的發展又很不平衡，加上人口的增長，資源的消耗，環境生態的惡化，使我們面臨的壓力越來越大；其次，社會就業、社會保障、收入分配、教育醫療住房、安全生產、社會治安等方面，關系到群眾切身利益的問題非常突出，人們普遍感到貧富差距在拉大，看病貴、上學難、房價高、就業難、治安亂，這些問題是關涉群眾切身利益的，所以社會公平正義的問題就更加突出出來了。

　　第三，因為體制機制不完善，政府決策存在暗箱操作、信息不對稱，司法不公現象依然沒有解決，老百姓意見的表達渠道不很通暢，維護自己的正當權益有很多障礙。

　　第四，社會腐敗現象還比較嚴重，權力和市場結合產生官商勾結、權錢交易的大案、要案、窩案不斷發生，吏治腐敗、司法腐敗讓社會公平正義受到傷害。

　　第五，社會面臨誠信缺失、道德失范、假冒偽劣，人和人之間關系商品化，金錢第一、享樂主義、損人利己毒化了社會風氣，這些現象反映出道德層面上的社會公平正義問題。

　　政治體制改革應先易后難，逐步推進

　　新京報：和諧社會必然要求民主法治、公平正義。未來20年的戰略機遇期內，強調民主法治、公平正義，推進民主政治建設和政治體制改革，應該在哪些方面有所突破？

　　周瑞金：隨著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改革的深化和推進，政治體制改革也在進行，但是相對滯后于經濟體制改革。怎樣把政治體制改革同經濟體制改革、文化體制改革、社會體制改革這四個方面協調起來，是目前的一個重要問題，我們說改革攻堅戰，攻的就是這個“堅”。

　　我認為，政治體制改革應該先易后難，從行政管理體制改革入手，這一點全黨已經取得共識，“十一五”規劃已經把政府行政管理體制改革列為首位改革任務。目標也很清楚：轉變政府職能，真正做到政企分開、政事分開、政資分開、政府和中介機構分開，讓政府回歸到調節經濟、監管市場、管理社會、公共服務的主要職能上來；第二是政府行政管理方式改革，盡量少用審批制，規范審批的程序，明確審批的步驟，解決暗箱操作、黑箱操作的問題；三是行政機構改革，解決干部隊伍臃腫，公務員隊伍龐大的問題，在進一步精簡的基礎上提高效率。四是建立民主決策機制，引入社會公示、群眾聽證、專家咨詢制度，決策失誤后的問責制、責任追究制、及時糾錯制等等。

　　這四個方面就是行政管理體制改革的主要內容。在這些方面要取得成效，要真正落實下來，這是政治體制改革的第一步。

　　新京報：其他呢？

　　周瑞金：第二步，政治體制改革應著重于加強黨內民主制度建設，改變黨的領導方式和執政方式，提高黨的執政水平和執政能力，建立有效的黨內監督機制。要重新考慮使黨內民主形成比較完善的體制，從各級領導人的差額選舉、黨代表差額選舉開始，改革干部選拔制度，按照民主方法選拔干部，不但使干部對上負責，也要對下負責；要有真正有效的監督黨內會議決議實施的機構。具體領導體制的建立現在有所改進，就是黨委一正兩副，取消了書記辦公會，加強常委會決策制。但在建立黨內民主制度方面還要選擇具體措施。總的來說就是要讓權力有所制衡、有所監督。陳良宇、鄭筱萸等的出現，反映了干部選用制度和反腐敗制度的建設問題，我們應該從中吸取教訓。

　　第三步就是推進民意機關建設，發揮人民代表作用，要選用能真正代表民意的代表，發揮民意機關的作用。民主黨派的監督作用也要加強。

　　第四步就是社會民主要逐步推進。總的來講，要保持在共產黨領導下進行政治體制改革，應該把政治體制改革的主動權掌握在黨的領導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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