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新網2月15日電 今天的香港大公報刊登評論文章指出，中國內地有部分權力精英變私營企業主，私營企業業主出身于權力精英本不是一件壞事，但前提必須是法治的健全。法治不健全，權錢交易存在很大的空間，私營企業業主出身于權力精英的現象增多，就必須引起十足的警惕。

　　全國工商聯的最新報告顯示，中國私營企業業主構成呈現精英化的趨勢，他們渴望得到社會認可，并更多地參與國家和地方的政治生活。報告稱，當前私營企業主的社會來源是機關官員、企業經營管理人員(包括個體工商戶)以及專業技術人員，三者合計的比例從2004年的33.8%上升為67.4%，升幅達到99.4%；

　　與此相對應，農民、工人、服務員和普通職員所占比例從最初的57.9%下降為26.7%，降幅達到53.9%。

　　在開辦私營企業前曾經在黨政機關、事業單位擔任過一般官員、科級官員、縣處級官員、縣處級以上官員的分別占56.3%、30.7%、11.6%和1.4%，在中共黨員私營業主中，有55.2%的人曾經是國有、集體企業的負責人。

　　文章分析，中國私營企業業主出身呈現的精英化，其主要可以分為二種：一是權力精英，即原來是機關官員，第二種是知識精英，即原來是企業經營管理人員、專業技術人員等。私營企業業主出身于知識精英的現象增多當然是一件好事，這反映在知識經濟的時代，知識開始真正體現其價值，然而，私營企業業主出身權力精英日益增多的趨勢，在法治不健全、體制存在許多漏洞的今天，卻應當引起全社會的警惕。

　　文章認為，在一個成熟的市場經濟社會，講究的游戲規則是公平、公正和平等競爭，在市場經濟社會，政府權力只能在外界監管而不能參與其中進行競爭，權力主宰下的市場必然是不平等的市場，權力參與的競爭必然是不公正的競爭。中國發展市場經濟出現的最大的問題不在于市場的無序，不在于平等的市場主體之間的惡性競爭，而是官商勾結、權錢交易破壞了市場的公平與公正。而出現這些問題的根本原因就在于我們法治不健全、民主制度不完善以及我們體制上存在諸多漏洞。

　　在這種情形下，如果那些權力精英紛紛下海搖身變成資本精英，他們對市場經濟和全社會的福利產生破壞可能甚于他們對市場與社會福利的貢獻。其一，在于那些尚未下海的權力精英們可能想到今后要下海，處心積慮與那些私營企業主搞好關系、提供方便，以便有朝一日啟用自己的人脈資源；更有甚者，會是搞“腐敗期權”，在位時濫用權力為他人提供方便，到了下海時就將從他人手中得到好處。其二，這些權力精英下海后，在政府權力機關積累了人脈關系，也更懂得體制之弊，更知道如何鉆體制的空子和如何進行權錢交易。如此，這些權力精英成為資本精英后，就將使得市場競爭更加不公平，將那些沒有權力背景的企業主排擠出外，從而使得市場競爭不充分，影響到全社會的利益。

　　然而，令人憂慮的是，這種由權力精英下海搖身變成資本精英的現象正在呈現日益增多的趨勢。甚至，一些地方還鼓勵官員下海創業，為他們下海準備了“安全帶”──出現風險隨時可以回來。調查發現，機關官員、企業經營管理者、專業技術人員的比例占到67.4%，而2004年的調查這一數字則只有33.8%。聯想起近些年來公務員考試火暴的場面，許多人畢業后不是選擇創業而是進入機關，這其中有相當一部分的人就認為，哪怕要創業也要先做一段時間公務員，有了人脈關系，再下海創業來得保險一些。

　　文章提及，對于權力精英成為資本精英后危害市場的現象也有過一些防范，如浙江省委組織部曾經出臺文件規定，官員下海3年內仍須回原單位述職。《公務員法》也規定：“公務員辭去公職或者退休的，原系領導成員的公務員在離職三年內，其它公務員在離職兩年內，不得到與原工作業務直接相關的企業或者其它營利性組織任職，不得從事與原工作業務直接相關的營利性活動。”不過，文章指出，這些規定的防范作用能起多大效果還得打上問號。

　　文章說，私營企業業主出身于權力精英本不是一件壞事，至少他們參政欲望較強，有利于推進民主建設，但前提必須是法治的健全。法治不健全，權錢交易存在很大的空間，私營企業業主出身于權力精英的現象增多，就必須引起十足的警惕。(楊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