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認識誤區】

　　“我們很難啊，工作的難度和強度就不必說了，最主要的還是一些行政執法部門的領導以及公眾對我們的工作不支持和缺乏了解。”浙江省某基層人民檢察院反瀆職侵權部門檢察官告訴記者，“大家一說到懲治貪污賄賂，都很熟悉，但一談到反瀆職侵權就不是這樣了。”

　　上海市的例子也很說明認識誤區的存在。據上海市檢察院反瀆職侵權局局長高永昌介紹，檢察機關反瀆職侵權局負責查辦涉及42個罪名的瀆職侵權類案件，而反貪污賄賂局負責查辦涉及12個罪名的貪污賄賂類案件，應該說反瀆職侵權犯罪的查辦內容十分豐富。然而，2005年上海有兩個區的檢察院各只收到一起群眾對瀆職侵權犯罪的舉報，而各區檢察院有關貪污受賄犯罪的舉報分別均有上百起。

　　事實上，不僅公眾認識有一定誤區，更主要的是有相當一部分國家工作人員也對反瀆職侵權犯罪認識不足。其中有的認為，只要不利用職務和職務便利為自己和親友謀取非法利益，就不構成犯罪；對于發生的重大責任事故和重大安全事故，不少官員習慣于用“發展階段論”、“改革代價論”來推脫，有的則認為瀆職是“好心辦壞事”、“好人犯錯誤”，在所難免；在部分片面追求GDP的政績觀的官員心目中，甚至把瀆職侵權違法當做具有“開拓精神”。

　　對此，最高人民檢察院反瀆職侵權廳副廳長宋寒松表示，必須要提高全社會對“反瀆”的認知。

　　“在某種程度上，瀆職侵權犯罪比貪污犯罪危害還大。”宋寒松說，“我們曾對1998年、1999年、2000年3年查處的案件比較分析：貪污賄賂犯罪，平均的個案案值是25.8萬元，而瀆職犯罪平均個案案值是285萬元。這里僅就經濟損失而言，還沒有計算瀆職犯罪給人民生命健康造成的重大損害后果。”

　　拿重大安全生產事故背后的瀆職來說，犯罪行為包括負有監管職責的國家機關工作人員放棄監管，甚至官商勾結縱容非法開采違規生產、充當不法企業的“保護傘”。在森林、土地和礦產資源管理，市場監管、產權交易、司法等領域，也容易發生濫用職權、徇私枉法、不履行職責等瀆職行為，給國家、群眾利益造成重大損失。

　　【困難局面】

　　2006年底，法院對山西省左云縣發生特大透水事故案的12名責任人宣判，9人被判緩刑，3人被判免予刑事處罰。這起礦難發生在2006年5月，導致56名礦工死亡。然而，失職瀆職的12名官員竟無一人領到實刑！

　　事實上，這種局面的形成已經不是一天兩天了。左云縣特大透水事故案只是全國許多同類案件的縮影。

　　據統計，2006年全國檢察機關立案查辦涉嫌瀆職等職務犯罪案件629人，已辦結的涉嫌瀆職犯罪257人，從法院最終判決的結果分析，免予刑事處罰或緩刑的占了絕大多數。“發現難”、“查證難”、“處理難”，被各級檢察機關稱為2006年反瀆職侵權犯罪的“三難”。

　　最高人民檢察院反瀆職侵權廳副廳長宋寒松直言不諱地指出：“不少行業、部門存在以罰代刑、降格處理，不向檢察機關移送涉嫌犯罪案件問題，檢察監督與行政執法銜接機制不夠健全。地方保護主義和部門保護主義是影響檢察機關查辦瀆職侵權犯罪的主要阻力。”

　　實際上，還存在更多的問題應當引起重視。一是介入事故調查工作開展存在著嚴重的地區不平衡。據透露，2006年，有的省檢察機關介入事故調查數量達200多起，而有的省檢察機關僅僅介入一兩起，更有的省檢察機關根本沒有介入。另外，各地查辦瀆職侵權犯罪的力度也存在差距。

　　據一家中央級媒體報道，2006年2月，監察部、最高人民檢察院、國家安全生產監督管理總局聯合下發《關于加強行政機關與檢察機關在重大責任事故調查處理中的聯系和配合的暫行規定》。有的省、自治區、直轄市的檢察、監察、安監部門沒有召開會議研究貫徹《暫行規定》，有的連文件也沒有轉發。有的地方發生重大安全生產責任事故以后，當地組織調查組不通知檢察機關參與調查。

　　有專家認為，打擊瀆職侵權犯罪的難點還在于缺乏一些法律的配套制度支持，如舉報人的保護制度、強制搜查制度等等。由于缺乏這些必須從反腐敗的高度理解的制度的支持，反瀆職侵權工作很難從發現介入的源頭以及從查處機制上得到保證。

　　(記者：毛劍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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