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壓鍛造出潛規則

　　2005年，中央紀委、監察部、國資委、安監總局聯合下發的通知，明令9月22日前，所有國家機關工作人員、國有企業負責人撤出對煤礦的投資。

　　再早一點，2005年2月23日，國家安全生產監督管理局升格為國家安全生產監督管理總局，由副部級提升為正部級。此前的2004年，山西省推出了新的補償標準，煤礦事故死亡礦工的賠償金不得低于20萬元。

　　2006年3月2日，山西省發布《山西省煤炭資源整合和有償使用辦法》，規定省內年產9萬噸以下的小煤礦全部進行關閉或整合。截至3月，全省上報整合礦井1406個，這意味著山西煤礦數量將減少三分之一；并規定，到2007年，經整合后的煤礦生產能力不能低于30萬噸。

　　但是，中央政府的高壓并未能完全遏制住礦難。

　　2005年上半年，國家煤礦安全監察局公布的各類傷亡事故情況，全國煤礦企業發生特別重大事故4起，死亡366人，同比增加1起、260人；發生特大事故20起，死亡338人，同比增加5起、116人。

　　山西的礦難也是層出不窮。根據中國國家安全生產監督管理總局2006年11月16日的公布，11月5日發生在山西同煤集團軒崗公司焦家寨煤礦的特別重大瓦斯爆炸事故，造成47名礦工遇難；12日發生在山西晉中市靈石縣王禹鄉南山煤礦的特別重大爆炸事故，造成34名礦工遇難。中國國務院安全生產委員會辦公室也通報，在10月24日至11月7日的14天內，山西連續發生兩起煤礦特大事故和兩起特別重大事故，已造成102人死亡。除上述事故外，10月24日山西太原市萬柏林區耙溝煤礦井也發生爆炸，造成11人死亡；11月7日太原市萬柏林區王封鄉冀家溝村土圈頭煤窯井下透水，造成十人死亡。國務院為此批評山西省政府防止礦難不力。

　　政府的高壓，并沒有遏止住山西的礦難頻發，只是加大了礦主們的風險系數。

　　這時，礦主們更樂于把高額的利潤拿一些出來，獻給那些腐敗的官員，以謀求保護。一位礦主不無深意地告訴記者：“一切都事在人為”。

　　縱使是合法的煤礦企業，山西一個熟悉煤炭產業的記者告訴本刊，大概有27個部門和單位能夠插手煤礦的事情。

　　在“侯四”煤礦打工的知情人向記者透露，“侯四”開個煤礦，凡是能有點權能來查的部門都會來查，“隨便開個車來查一下就是幾萬塊錢，沒有錢擺不平的事，黑煤礦背后都有大大小小的后臺，否則根本就無法生存。”在他看來，在地方政府和煤礦企業主之間，有著一個心照不宣的潛規則。在中央高壓下，辦合法證件的難度太大，風險也太高，煤礦主通常會自己暗中開礦，相應的酬金也暗中給。只要不出事，睜一只眼閉一只眼，雙方均獲益。

　　2006年5月，太原市安監局腐敗案中，有5名局長落馬。一年內，山西境內7位安監局長深陷牢獄，其罪名大多為貪污、受賄和巨額財產來源不明。

　　煤礦食物鏈被偶然打破

　　蘭成長之死，使得一直以來在山西煤礦運行的潛規則被打破，一個俱損的局面出現：黑礦主侯振潤將會面臨牢獄之災，媒體人員蘭成長被打死，而地方政府將面臨著失查的處分。但是，這條利益鏈條的斷裂，實際發端于一些偶然因素。

　　據《中國經濟時報》報道，蘭成長和常漢文初見侯振潤，常漢文問道，“你們礦沒有手續，怎么開的？”侯振潤即表示，“啥意思？不行給你們拿點錢算了。”

　　大同市委宣傳部新聞出版科科長李登明告訴記者，在上個世紀90年代末期煤價萎靡不振時，大同并沒有什么記者前來。但從2000年起，煤價飚升，變成黑金，各路記者都蜂擁而來。這一點在山西省呂梁市也非常典型。呂梁市文化新聞出版局副局長楊志明說，“最近兩年，呂梁市乃至山西省的假記者十分猖獗。有不少人上午還擺小攤、賣燒烤，下午就跑到突發事件現場去采訪了。”

　　其實，礦主打記者的情況一般是并不多的。大同本地的一位記者即告訴本刊，一個合法煤礦，會有近三十個部門和單位插手。這時礦主是寧愿從煤礦的暴利中出點血，并不會輕易和記者這類“有權者”鬧僵。“全山西每個煤礦，要想挑毛病，恐怕都輕而易舉。”

　　但是侯振潤沒有能夠忍住。在蘭成長到礦上之前，已經有七撥記者前來。當他接到蘭成長的電話時，正在大同市吃午飯的他忍不住對一起的人罵道：“他媽的，又一幫記者上去了。”

　　這一次，他給某報駐大同的工作人員打了電話，詢問如何辨別真假記者。在明確了新聞出版總署的記者證是判斷標準后，他想懲誡一下這些假記者。而且，他那天還“喝高了”。 “他可能沒想到，下手太重了一些。”《大同日報》一位記者說。

　　甚至在毆打了蘭成長等人之后離去時，侯振潤還扔下兩千元錢。“這就是一種普遍的做法，知道你是假記者，打一頓，但是錢還是給一些。”一位知情的礦主這樣來解釋這里的潛規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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