河南省濮陽縣目前仍然是一個省級貧困縣，每年都需要上級投入數億元資金維持縣財政運轉。然而就是這樣一個小縣，縣委縣政府卻耗資千萬蓋起了辦公大樓。

　　“豪華的貧困縣”、政府辦公樓蓋得像“小天安門”之類的事件不勝枚舉，如果我們僅僅將對此類現象的反思停留在憤怒的口水，而沒有深入到對“豪華的貧困縣”背后暴露的“積極型財政”弊端進行檢思，那我們依然會在不斷重復的同類事件中充當無力的看客。

　　“擴張性財政政策”是指通過財政分配活動來增加和刺激社會總需求，主要通過減稅、增支進而擴大赤字的方式實現。許多經濟學家都指出：中國采取的是比“擴張性財政”更強調政府干預的“積極性財政”，比如在增加財政公共支出的同時，不一定要相應地減少稅收，反而可能是增稅。

　　尤其是在貧困縣，由于過分強調政府在扶貧事業上的“全能角色”，因此所有的資源都趨向于通過政府的二次分配，調控其流向。比如上級財政投入的扶貧資金劃撥到貧困縣政府，究竟是用于先投入哪一個扶貧領域，政府說了算。扶貧的過程監督，幾乎完全依賴于政府的內部人監管，公眾監督與媒體監督是虛置的，這就容易產生利益尋租的道德風險。

　　政府身影在扶貧各個領域的無所不在，導致其權力被急劇放大，最需要的第三方監督體系又未建立。由于政府對微觀經濟活動的過度干預，市場自發配置資源的特性被完全壓制。同時，“全能政府”需要一個無限龐大的公共財政予以支撐，因此以增稅為手段的財政“開源”被頻繁使用，對本就貧瘠的民生進行“抽血”，進一步加劇了“國富民窮”的割裂。

　　于是，我們不難理解為什么貧困縣政府大樓比市政府的更氣派，因為其掌握的可支配性資源更多，更不受監管；我們也可以明白民生凋零為什么沒能阻擋政府繼續蓋豪華大樓，因為“積極性財政”的本質就是通過增加政府開支，來“刺激”社會需求。

　　要消除“豪華的貧困縣”現象，首先要從“積極型財政”歸位到有限政府視野下的“有限財政”，劃清政府與市場的合理分野，強化包括審計在內的內部監督和還權于民的外部監督，從而拔掉依靠行政手段而非法律手段指揮政府決策的“病灶”。

　　(來源：現代快報，作者：畢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