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外交舞臺上雄詞善辯的吳建民，平常交往中卻是一派謙謙君子的風度。記得去年10月在北京，僅與他見了沒幾次面的我向他索書，心中不免有些忐忑。沒想到，幾天后就收到了一個包扎得整整齊齊的信封，裝著吳先生和夫人施燕華合著的《在法國的外交生涯》一書，還發來電子郵件，告訴我今后的聯系辦法。

　　共和國外交家的風度，不但體現在待物接人的細節上，更體現在他的眼量與情懷上。2003年，吳先生卸任中國駐法國大使一職后，更愿意去外交學會，想在民間外交的舞臺上繼續發揮他縱橫捭闔的專長。然而，國家更需要他去“外交官搖籃”的外交學院，著力培養新一代外交家。吳先生欣然赴任，開辟了一個新天地，不但在學院中親授《交流學》，還走向更廣闊的社會大舞臺，向百姓普及外交知識，共享外交資源，讓公眾以更博大的眼光看世界。

　　數年的行走游說，吳先生談吐如珠，累積起28萬字之多的文稿，形成《外交與國際關系——吳建民的看法與思考》一書。記者權當次“文抄公”，將他的真知灼見，摘出來與讀者共享。

　　1　中國人要克服弱國心態

　　中國是由一個弱國逐漸發展起來的，我們正在強盛起來，但我們前面的路還很長。長期是一個弱國，存在決定意識，必定使我們在觀察問題上，多多少少就有一種弱國心態起作用，有什么表現呢？

　　(一)對人家的評論非常介意。人家講好，高興得不得了，到處炫耀。過去法共的總書記到西藏訪問，看了以后講了幾句好話，我們馬上就登在報紙上。后來，法國報紙對他的言行提出批評，他馬上說“我沒講過這話”。內部講一講的東西，講兩句馬上登出來，也不征得別人的同意，這不好！另外對人家的批評，或講得不太好的話就反感，馬上要解釋，說這家伙反華。其實反華的人是有，我在全世界跑了那么多地方，徹頭徹尾、徹里徹外反華的人畢竟是少數。有些人批評你幾句，可能是好心，可能用語比較尖刻一點，但里面可能有合理的成分。

　　我們曾經搞過“大批判”，現在回過頭來看，“大批判”不是好事。中國人批判最厲害的時候是“九評”。年紀大些的同志應該還記得，上個世紀60年代，與前蘇聯赫魯曉夫論戰。我當時在布達佩斯工作，通過廣播聽“九評”，熱血沸騰。但是赫魯曉夫是中國批倒的嗎？不是。這個“大批判”的結果如何，回過頭來看，“九評”是為“文化大革命”準備了條件，把中國人的思想禁錮了。

　　對外國人的批評，我們應該采取一個分析的態度，不是寫兩篇文章就能批倒什么的。譬如“中國威脅論”，寫幾篇文章就批倒了？我看不一定，“中國威脅論”會伴隨中國崛起的全過程。舉個例子：一個村子里有十戶人家，你原來排在老九，現在排在老五、老四了，大家說你是怎么富起來的，就那么心悅誠服，山呼萬歲？不一定。人是如此，國家何嘗不是如此。那么，到底要怎樣才能解決這個問題？我認為，應該真正建立起利益共同體，讓人家看到中國的崛起對他們是一個機遇，對他們有好處。我想共同利益建立起來了，“中國威脅論”也就沒有市場了。

　　(二)喜歡講成績，喜歡讓人家看好的，不喜歡讓人家看缺點。這個問題要想透。中國發展到今天，你說人家把我們估計高了好，還是估計低了好？都不好。但是哪一種估計對中國損害最大，我想是把你估計高了損害大。高了以后，他會防著你；估計低一點可能有一點損害，但不會特別大。有些時候，你講一講存在的問題，不丟人，反而有好處。原駐德國大使盧秋田同志對我講過這樣一個故事。1999年，他陪同施羅德訪華，施第一次來中國，晚上在浦東機場降落，因為天黑什么都看不見。第二天早上窗子打開一看，“不得了，這么發達呀！你們還是發展中國家？有些發達國家也趕不上你們”。當他這樣告訴當時上海市市長徐匡迪時，徐說：“你只看到我們的好的，我現在面臨的問題很多。我有幾大難題，每天頭疼，睡不著覺。1、國有企業改革，幾十萬的下崗職工怎么解決。2、城市交通擁擠，我們公共汽車上下班高峰時擁堵狀況非常嚴重。3、城市污染，城市高速發展的同時，污染也越來越嚴重了。施羅德聽了說：“你們的市長了不起，頭腦很清醒。我要用人就要用這樣的人。”

　　(三)喜歡拔高。拔高與唱響主旋律毫無關系。中國人總喜歡把話夸大一點，列寧講過，真理過頭一步，就是謬誤。“神五”上天，中國人很自豪，說中國一步跨過40年。事實上，一些發達國家上世紀60年代就上天了。現在我們的水平可能比那時水平要高一些，但仍有很大的差距需要趕超。

　　弱國心態會對我們的對外交往造成損害，會影響我們對自己有一個清醒的估計，會對我們的后代造成不好的影響。弱國心態是一種歷史現象，就和一個小孩長大一樣，在他成長過程當中必定有一些毛病，重要的是各級領導人要有清醒的頭腦，少一點這樣的東西。

　　2　抓住奧運會與世博會的機遇

　　奧運會1896年第一次舉辦，中國人100多年第一次才有了這個機會。世博會比奧運會更早，1851年倫敦舉辦了第一次世博會，當時修葺了一座鋼-玻璃結構建筑，被稱為水晶宮。后來在1936年的一場大火中被燒毀了。時至今日，150多年的世博會發展長河中，中國人第一次獲得了舉辦權。中國人對這個機遇是否有了足夠的認識。我覺得，有些人在看待奧運會和世博會時存在一定的誤區，認為奧運會是北京的，世博會是上海的。其實，奧運會、世博會都是中國的，是我們百年一遇的機會。

　　我講這些話的根據是以史為證：1964年，日本東京舉辦奧運會，1970年在大阪舉辦了世博會。大阪世博會參加人數破記錄達到6400萬人。當時，日本全國動員，不論東京還是大阪，全國上下都對基礎設施進行了巨大改善。聞名世界的新干線就是這個時期修建的。數據顯示，1961年到1970年，10年間日本經濟年均增長率達到11.4%。毫無疑問，這是一個驚人的發展速度，對日本經濟起到了前所未有的拉動作用。

　　關于世博會的作用還有另一個誤區，認為世博會不過就是放大的廣交會。這顯然是不符合實際的。世博會至今150多年的歷史，經久不衰，足以證明了它存在的意義。上海要辦世博，是上海市前市長汪道涵提出來的。他說：“廣交會是戰術性的會議，關系到一整年的發展；而世博會是戰略性的會議，關系到今后50年的發展。”因此，世博會的含金量更大。此外，奧運會中國只有一個代表隊參加，而世博會中國各省市自治區都有自己的場館；奧運會一般為期兩周左右，而上海世博會將持續整整184天。

　　在我看來，世博會的作用大致有四方面：大展示、大交流、大合作、大發展。兩大活動勢必也將給中國提供更多的機遇：對外開放的機遇，交流的機遇，合作的機遇，改善形象的機遇，提高國民素質的機遇。兩大活動還可以把全民族凝聚起來。中國處在人均GDP從1000美元到3000美元的過渡階段，任何國家在這個時候都容易出現一些社會的動蕩。這個時候，我們需要有幾件大事把大家的注意力吸引過去，這兩大活動的舉辦正好可以發揮這個作用，從而對全社會的穩定起到一些幫助作用。

　　3　改善對外交流的本領

　　我在外交學院開了一門課，叫交流學。搞了幾十年外交，觀察外國人，也觀察中國人，雖然說中國人很熱情，也很好客，但是由于我們長期在這方面沒有很多研究，所以交流上面存在很多障礙。

　　我舉個例子，我們國內一家大公司的領導，到歐洲與一家公司談生意。談完之后，這家歐洲公司的負責人卻說，我以后再也不想見到這家中國企業的領導。原因很簡單，因為我們中國企業的領導人不懂得如何同別人握手。在國外，人與人握手，眼睛應注視對方，握手的瞬間是兩人直接交流的最佳時機。然而，中國人似乎并不太在意。

　　有一段時間，我在法國接待了很多國內代表團，有一些是去法國招商的，他們對法國寄予很大的熱情。但是我卻發現，一些省市領導同志的演講很難打動聽眾，大部分情況下，都是摘抄我國中央領導同志訪問法國時的講話稿，講一大通友好：“在春光明媚的時候，我來到美麗的巴黎，法國人民有光榮的革命傳統……”問題是，這樣的開場是否有必要，畢竟這些代表團的主要目的是招商。

　　另外，有些代表團的領導喜歡把中國國內的發言稿照搬，直接翻譯成外文就了事，但是仔細想想，我們的很多表達方式實在極富中國特色的，外國人一般很難理解。比如，我們總是說“某個地方是一塊投資的熱土”，但是“熱土”一次在翻譯時很難找到適合的詞語代替，外國人也不習慣使用這樣的表達方式。

　　現在，我在外交學院開了一門交流課。我感覺中國人太缺少與人交流這方面的學問，很多東西不會講，不會溝通……我在法國與法國最有名的政治學院院長作過交流，他說他們1970年就已經開設了交流學，到1990年增開了危機時期交流學。外國人喜歡用危機，實際上是緊急情況如何處理，因為這對和外界交流太重要了。我們從“非典”吸取了教訓，現在開始注意也為時不晚。

　　【好書推薦】

　　現任外交學院院長、國際展覽局主席、全國政協副秘書長兼新聞發言人及外事委員會副主任、中國國際關系學會常務副會長的吳建民先生，是中國資深的外交家。42年的外交生涯、25年的駐外經歷形成了他思維敏捷、視野開闊、語言生動、富有創見的獨特風格。

　　2003年，吳建民卸任中國駐法國大使一職，到外交學院任院長。三年來，吳建民以講課、講演、撰文的方式，總結外交經驗，研究對外政策，追蹤國際風云，縱論天下大事。

　　這本書收集了吳建民先生三年來重要的文章、講話，不僅有他長期從事外交外事工作的經驗和智慧的總結和理論升華——“把握時代特點，走和平發展道路”的論述；也有關于“外交資源的價值與利用”、“交流是一門學問，交流也是生產力”、“中國人需要重新認識中華文化的價值”、“中國正在和全世界分享經濟增長成果”、“世博會與中國形象的塑造”以及“中國夢與和諧世界”等創新觀點的論述。

　　本書理論聯系實際，深入淺出，實例生動，思想深刻，充滿智慧，是一部學習了解國際政治與形勢、外交政策與實踐、國情與世界的好讀本。

　　(來源：《國際金融報》；范偉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