根據中國法律規定犯罪人在承擔刑事責任外，還應根據傷害程度對被害人進行一定的民事賠償。但是，由于犯罪人經濟能力有限等原因，許多被害人無法得到合法經濟賠償的問題日漸突出。為保障刑事被害人的合法權益，最高人民法院近日提出將建立刑事被害人國家救助制度——

　　“法律白條”呼喚國家救助

　　2006年底，殺害11人的邱興華最終伏法，讓這起轟動全國的特大殺人案塵埃落定。“我愿意賠，但我沒錢。”邱興華的這句話卻讓法院判決成為11個被害者家庭手中的“法律白條”，他們無法從邱興華那里得到法院判決的刑事附帶民事賠償。

　　在現有法律框架下，由于被執行人沒有執行能力，許多刑案民事賠償就成了“法律白條”。在轟動一時的云南馬加爵殺人案件中，法院雖然作出了刑事附帶民事賠償判決，但由于馬家很貧困，被害人家屬也沒有得到賠償。

　　山東省青島市中級人民法院一項調研結果顯示，5年來，在2300余件以判決方式結案的刑事附帶民事案件中，90%以上的案件民事部分執行不了，成為“空判”。尤其是部分犯罪后果嚴重，被害人及其家庭損失大且得不到任何賠償，致使被害人及其家屬的處境更為困頓。

　　法律專家指出，救助刑事案件被害人途徑有私力救助、社會救助和國家救助三種。私力救助就是在刑事案件中附帶民事賠償請求，由犯罪人進行賠償。社會救助多為熱心人的捐助，但不成規范。在犯罪人賠償難以執行、社會救助尚不規范的情況下，目前空白的就是國家救助。而越來越多的“法律白條”正呼喚著刑事被害人國家救助制度盡早建立。

　　司法救助從訴前、訴中延伸到訴后

　　目前，中國法院的司法救助有訴前救助和訴訟中救助，現已有部分法院在探索建立訴訟終結后的司法救助。2004年11月，山東省青島市建立了刑事受害人救濟金制度。僅僅一年多的時間，就有36起案件44名受害人家庭領到了75萬元救濟金。

　　正在探索建立的訴后司法救助制度，包括刑事被害人國家救助制度和執行救助基金制度等。前者，是罪犯確無賠償能力，而犯罪行為給受害人造成重大經濟損失導致其生活困難，以國家的名義給受害人一定救濟其救助對象是刑事受害人；后者，是被執行人無還款能力，而對生活極度困難或急需醫療救治的申請執行人進行經濟救助或救急資助，救助對象不僅限于刑事受害人，還包括民事案件申請執行人等。

　　2006年11月9日，北京市房山區刑事被害人付玉合的父母得到了北京市第一中級人民法院發放的1360元救助款。這是北京市出臺訴后救助相關規定后，北京一中院發放的第一筆救助款。在此之前，新疆烏魯木齊市1999年對烏魯木齊爆炸案受害人或其近親屬予以經濟補助。2000年，河北石家莊市對該市第二棉紡廠爆炸案的受害人及遇難者家屬發放補助。

　　各地的實踐在推動著中國刑事被害人國家救助制度建設。日前，最高人民法院院長肖揚表示，要完善訴訟終結后司法救助制度，把“研究建立刑事被害人國家救助制度”作為一項重要任務。

　　國家救助需要社會各方共同努力

　　“由于當前全國各地的經濟文化發展很不平衡，社會分化現象也在加劇，如果沒有對困難群眾特殊的制度保護，法庭就容易變成訴訟技巧的競技場，強者和弱者在形式正義面前會很難獲得實質正義的平衡，這絕對有違司法的初衷。”肖揚說，“我們要提倡更耐心一點地傾聽弱勢一方的聲音。”

　　從國際國內的實踐看，建立刑事被害人國家救助制度，最重要的就是要解決救助資金的來源問題。

　　目前，國際上比較通行的做法是設立一個救助被害人公共基金，通過政府預算撥款、慈善募捐以及將服刑人員服刑期間的勞動收入統一納入來募集資金。

　　有專家建議，中國可以考慮通過國家財政撥付、社會各界募捐等方式，建立專門的國家補償基金，設立專門賬戶，專款專用，實行透明化管理。

　　除了資金問題，哪些刑事被害人需要國家進行救助？國家救助是對刑事被害人全方位的救助還是僅限于滿足他們基本生活需要？國家救助的救助標準如何確定？怎樣發放？要用哪些監督以保證其公正？……中國現在建立這一制度需要研究解決的問題還有很多。

　　專家認為建立適應中國國情的刑事被害人國家救助制度，不僅是法院的事，還需要司法機關、社會和國家的共同努力，需要相關制度的配套跟進，國家救助制度的建立依然任重道遠。(據《人民日報海外版》；李有軍 鄭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