直面環境污染

　　“潘岳最大的特點就是，他敢于直面嚴重的環境污染問題。”環保總局一位官員對記者說。

　　在與潘岳的幾次接觸中，記者發現，潘岳似乎總在讓人們學會，如何從更高的視角看待環境污染問題。“眼下，拉動GDP的基本都是高耗能、高污染的企業，以造紙企業、化工建材、冶金等行業為主。”潘岳對記者說。

　　由于在全國范圍內污染排放和資源開發都超過了環境承載能力，使流經城市的河段90%受到嚴重污染；75%的湖泊出現富營養化；全國近1/3的城市人口生活在嚴重污染的空氣環境中；酸雨區約占國土面積的1/3。

　　“近年來，我國城市化發展迅速，但城市中絕大多數的污水管道不配套，污水處理廠絕大部分形同虛設，600多個城市中，只有270多個城市有污水處理廠，但其中有60%以上沒有使用。城市垃圾大部分采用簡單填埋，小城鎮和農村垃圾基本上是露天堆放。”潘岳稱：“全國尚有3.6億農村人口喝不上符合標準的飲用水。農藥、化肥、生活污水大量存在，已經有1.5億畝耕地被污染，農村的環保設施基本上為零。”

　　“建設社會主義新農村，如果連最基本的生存和發展的條件都不具備，其他的目標又何從談起？”潘岳反問道。

　　更讓他感到難堪的是，松花江重大水污染事件后，國家環保總局迅速展開了化工行業的污染調查，結果卻發現：2萬多家石化企業基本在江河邊和人口稠密的飲用水源地。更為嚴重的是，45%的化工企業存在嚴重環境風險隱患。

　　2006年是中國環境形勢最為嚴峻的一年。主要污染物排放總量不降反升。“環境污染不僅危害群眾健康和社會安定，更嚴重影響國際形象和對外貿易。”潘岳說，我國水污染物化學耗氧量、大氣污染物二氧化硫、消耗臭氧層物質排放量居世界第一，二氧化碳排放量居世界第二，國際環境履約的壓力大。近年來，發達國家提高環境標準，設置綠色貿易壁壘。僅歐盟在機電和家具領域提出的環保新要求，就使我國每年損失130多億美元貿易額。

　　為什么我們不能先多賺點錢，具備足夠物質手段之后再來治理污染？為什么我們一開始就非要以發達國家的環境標準要求自己？潘岳認為，“原因很簡單”。第一是我們發動工業化的時間太晚，我們開始改革開放時，發達國家已經發展了幾百年，早就劃定分割完了所有的國際規則與市場，我們的環境成本轉移不出去。第二個原因是我們的人均資源占有量和環境容量只有歐美國家的幾分之一到幾十分之一，不能拼消耗。

　　用好“環評”這把劍

　　潘岳曾自稱“最年輕的老部長”。他先后任職于若干不同的政府部門，幾乎在每一個部門都曾留下若干傳奇經歷。

　　今年47歲的潘岳給手下的印象是干事麻利、咄咄逼人。而最讓手下稱道的，是他做事的魄力。2004年9月，獲悉株化集團向湘江排放高濃度酸性廢水后，潘岳親自帶領“清理整頓不法排污企業保障群眾健康環保行動”督查組到現場突擊檢查，并對其嚴肅查處。

　　山西省、陜西省、內蒙古自治區交界處的保德縣、河曲縣、府谷縣和準格爾旗所在區域被當地人形象地稱為污染“黑三角”，分布著大量規模偏小、生產方式落后、環境污染嚴重的焦炭、電石、水泥和電力企業，區域大氣和水環境污染十分嚴重。同年12月24日至26日，潘岳又帶隊赴“黑三角”進行明察暗訪，并由此掀起了一場全國范圍的圍剿污染企業的攻堅戰。

　　2005年，剛剛接管環評工作沒幾天的潘岳發現，“環境影響評價”是環保總局沒能用好的“尚方寶劍”。三次環保風暴，潘岳靠的正是這把劍。

　　潘岳設想，有了規劃環評這項法律制度，就可以把環境因素納入到國民經濟與社會發展的綜合決策之中，作為國家宏觀經濟調控的重要手段。環保部門可以按照環境資源的承載能力和容量要求，對區域、流域、海域的重大開發活動、生產力布局、資源配置，提出更加科學合理的建議，以保證經濟社會健康有序向前發展。

　　不過，盡管環保審批嚴格，但由于跟蹤監管能力不到位，導致許多項目正式投產后都未兌現當初的環保承諾，在當地政府庇護下使環保“三同時”(建設項目中防治污染和其他公害的設施以及綜合利用設施必須與主體工程同時設計、同時施工、同時投產)制度流于形式。如河北省唐山發電廠落實關停5×50MW小機組問題，部分違法項目毫不理睬環保總局責令停止建設和限期改正的要求，繼續建設和運行。

　　“此次執法行動直接查處的金額表面上看，似乎比前兩次略小一些，但是因為區域限批而可能停止和延緩的項目金額也許會達十倍以上。所以，無論從波及的范圍還是力度上，此次環保執法都要超過前兩次。”潘岳承認，第三次環保風暴的難度更大，而他本人所承受的壓力也更大，但不能有絲毫的退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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