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們總不能賣了他的老婆孩子抵債吧

　　在郭增光掏了400元錢包車回家的中巴上，一些工友當著他的面開始冷言冷語。

　　“也不把情況問清楚，就把我們帶出來了。”

　　“誰知道他和工頭是不是一伙的呢，合伙坑我們……”

　　“別，別，大家都少說兩句。”終于有人出來打圓場。

　　“村里人都信任我，可我把事情搞砸了。”3小時的路，郭增光記不清是怎么捱到家的。

　　“要是不把鄉親們的欠款要回來，我這輩子在村子里都別想翻身了。”郭增光橫下一條心，也不去找別的活干，一天一個電話，找曲文坡要錢。

　　最初，曲文坡還接電話敷衍兩句；到后來，他連電話也不接；再打，干脆關掉手機。郭增光去了20多趟北京，沒能找到曲文坡。

　　直到春節前一個月，對方的手機干脆欠費停機，家里的電話也無人接聽。郭增光明白，這是許多包工頭慣用的逃債伎倆：一到年關結款，手機停機，上演“人間蒸發”。

　　但他還是抱著一線希望。第二天，郭增光來到北京，找到曲文坡在大興區的家。這座曲文坡自蓋的兩層平房裝修得“像模像樣”，大堂中間還擺著一艘巨大的玉船，上面寫著“一帆風順”四個金色大字。郭增光看著，“氣就不打一處來”。

　　客廳里擠滿了人。他一問，鋼材商、磚瓦商、勞務，甚至給工地送饅頭送菜的，全是來向曲文坡要債的，仔細數了數，共32人。

　　曲文坡當然不在，只留下老婆孩子守家。債主們心情都不好，湊在一起罵罵咧咧，什么難聽的話都有。有人告訴郭增光，他已經連續在這兒等了一星期了，曲文坡也沒回來。“我們總不能賣了他的老婆孩子抵債吧”。

　　討不到錢，郭增光在村子里的日子很不好過。大多數的工友也不多說什么，只是三個一幫，五個一群，一趟趟到郭家要錢。

　　有一個比較“極端”的工友，在路上擋住了郭增光，拔掉了他的摩托車鑰匙。郭增光迫不得已，打了“110”，才把車子取回來。

　　“軟刀子殺人更疼啊！”郭增光咬了咬牙，和妻子一合計，把家里僅有的萬把塊錢拿了出來，又從親戚那兒借了5000元，先把一部分欠薪還給了工友們。

　　這天底下總還有講理的地方吧

　　2002年2月，是郭增光有生以來過的“最痛苦的一個春節”。

　　年三十晚上，他心里憋得慌，吃了幾口餃子，連春節晚會也沒看，早早關燈睡了。黑暗中，他翻來覆去睡不著，已經十多年沒哭過，可不知什么時候，眼淚就不知不覺地流下來了。

　　正月里，他一步也沒出過家門，茶飯不思，手一抓，頭發一縷一縷往下掉。妻子安慰他：“也許過了春節，曲文坡會良心發現的。”

　　春節后，郭增光終于找著了曲文坡。此時，曲文坡原來的工程已竣工，他告訴郭增光，又新接了一個工程，是自己墊的資。

　　“老郭啊，你這又是何苦呢？”曲文坡把郭增光拉到沙發上坐下，“我接的這個活兒，能賺不少錢，如果你能在我這兒好好干，每月我開給你3000塊錢。”

　　郭增光根本不信：“曲老板，我不愿意。我只想把大家的錢拿回來。”

　　曲文坡的臉色陡然變了。他叫來工地上的保安，把郭增光轟了出去。

　　“既然好說不行，那就來硬的。”郭增光左思右想，花了10塊錢，買了塊白布和一瓶墨汁，在地上撿了個煙頭，蘸著墨汁，在布條上寫下：“曲文坡還錢”。

　　他把布條揣在懷里，再次來到工地上，在一塊空地上堵住了曲文坡。

　　“你又干啥來了？”曲文坡揚了揚下巴問。他身邊跟著十幾個人。

　　郭增光從懷中掏出布條，扎在頭上，指了指：“你要再不還錢，我就綁著，讓全工地的工人們看看。”

　　“還，還，還，還你媽個×！”不由分說，曲文坡照著郭增光的胸口狠狠給了一拳。郭增光反應不及，被打倒在地，隨后那十幾個人圍了上來，一頓拳打腳踢。

　　“管你黑道白道，老子都不怕。你盡管找人去。”曲文坡把布條從郭增光頭上扯下來，罵罵咧咧，揚長而去。

　　郭增光的外衣被扯了個大口子，里面的毛衣也被扯爛了。他跑出工地，給“110”打了電話，聞訊趕來的警察，得知郭增光是因為討薪被打，丟下一句話就走了：“這不是我們的職責范圍。你既然沒啥事，就算了吧。”

　　郭增光回到村里，叫了平時關系不錯的二三十個工友，在家里商量辦法。工友們炸了鍋：“他欠錢不還，還敢打人，這還有沒有王法了？”

　　有人說得激動，喊道：“干脆我們一人一刀把他砍死算了。這么多人，也頂多判個幾年，出口氣。”

　　郭增光勸住工友：“走極端對大家都沒好處，這天底下總還有講理的地方吧？我們找政府和法院去。”

　　我就像個皮球，被人踢來踢去

　　“這幾年里，我就像個皮球，被人踢來踢去”。郭增光攤開雙手，無奈地說。

　　起初，他來到工程所在地的某區勞動局。勞動局了解事情的經過后，告訴郭增光：“這是個人之間的勞務費糾紛，不屬于勞動糾紛，不歸我們管，你去法院吧。”

　　郭增光來到該區法院，法院的工作人員聽完后卻又是另一種說法：“這是勞動爭議，應當先到勞動局，他們仲裁后還不行，再來法院起訴。”

　　郭增光糊涂了：“這到底是怎么回事？該不是兩家都不想管，才故意這么說吧？”

　　一個湊巧的機會，他聽說司法局能提供法律援助，就揣著疑問找上門去。司法局的工作人員告訴他：“農民工不屬于法律援助的范圍，你還是上工會去吧？”

　　工會接待郭增光的，是一個50多歲的“很熱情的大姐”。她給郭增光倒了杯水，耐心聽完，遞給他一本《勞動法》，說：“這確實不對。這樣吧，你回去好好學學《勞動法》，以后就不會吃虧了。”

　　郭增光又來到信訪辦。在信訪辦門口，他遇上了家鄉保定市來“截訪”的干部。一個40多歲的中年男子，從郭增光手里拿走材料，并要了他的手機號碼，說：“你等著吧，市里頭會給你解決問題的。”可直到今天，這個人都沒再和郭增光聯系過。

　　走投無路的郭增光，試著打電話給北京的幾家報社，根本沒人搭理。一個接電話的記者沒聽幾句，就告訴他：“我們領導規定，這種事情，最多側面關注一下，不能正式報道的。”

　　那段時間，郭增光感覺自己“像個轉個不停的陀螺”，從老家到北京，又從北京到老家，一個月往返20多次。有時候來不及回家，就只好找個地下通道過夜。天氣漸漸冷了，地下通道沒法睡，他就花10塊錢，找個地下室旅館睡一覺。

　　沒錢了，他找個工地搬一天磚，掙口飯錢。有空閑時，他就直奔西單圖書大廈，“那兒的法律書特別全，地方大，也不會有店員丟白眼”。

　　那段時間，郭增光潛下心來鉆研與農民工息息相關的法律條文，“《勞動法》、《合同法》、《工會法》，我背得不比大學生差。”

　　“可有什么用呢？根本沒人愿意聽我說。”郭增光手攥著一本翻爛了的《勞動法》，大聲質問，“難道法律只是寫在書上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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