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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批黨的群眾路線教育實踐活動，要求把學習弘揚焦裕祿精神作為一條紅線貫穿活動始終，做到深學、細照、篤行。近日，人民日報社編委會中心組舉辦專題報告會，邀請焦裕祿同志的女兒焦守云作專題報告。焦守云在報告中生動講述了一個真實的焦裕祿、一個女兒心中的焦裕祿、一個光輝的縣委書記。報告感人肺腑，催人淚下，激人奮進。今天，本版摘發焦守云所作的專題報告，以饗讀者。
——編 者
父親去世已經50年了。
1922年8月16日，父親出生在山東省博山縣的小山村自耕農家庭里，小學畢業生，青少年時代他曾逃過荒、要過飯，做過長工、打過短工，還當過挖煤工。
父親1945年參加革命，1946年加入中國共產黨，1947年隨軍南下，曾經在河南尉氏縣搞過土改，他工作最長的時間是在洛陽礦山機器廠（以下簡稱“洛礦”），他在那兒工作了9年。
在洛礦，父親完成了從小學生到大學生的深造。廠里把他作為選干生派到哈爾濱工業大學學習，畢業后他又到大連起重機廠當了2年的實習車間主任。父親在洛礦擔任過車間主任、調度科長等職，1962年年初，他又調到當年參加土改的尉氏縣，當了半年的縣委副書記。
1962年冬天，他調到河南蘭考縣，任縣委第二書記，幾個月后任縣委書記。父親在蘭考的那段時間，也是大家最熟知的時期。
帶頭治“三害”，就是要在困難面前逞英雄
蘭考縣位于河南東部，與山東搭界，北依黃河，是歷史上多災多難的地方。黃河多次改道，給蘭考留下了大片的沙荒地、鹽堿地及內澇。風沙、鹽堿、內澇“三害”給蘭考帶來了多年的災難。
1962年冬天，父親到蘭考工作，這一年也是三年自然災害的最后一年。“三害”加上自然災害，蘭考的糧食產量降到歷史最低點，畝產只有43斤。當時蘭考有36萬人，災民近20萬。蘭考緊鄰隴海鐵路，火車一來，大家都哭著喊著往火車上擠，災民要逃荒到豐收區去。
在蘭考，父親組織的第一次工作會議在縣火車站召開，因為當時災民每天都集中在火車站。父親指著逃荒要飯的人群對參加會議的委員說：“同志們，災民們背井離鄉去逃荒，黨把蘭考36萬人民交給我們，我們不能讓他們有飯吃、有衣穿，是我們失職啊！”
“三害”不除，蘭考就永遠擺脫不了貧困。面對大家的畏難情緒，父親動情地說：“小雞憑著一雙爪子撓食吃還餓不死，我們有黨的領導，有36萬蘭考人民，每人都有兩只手，還愁治不了災，養活不了自己嗎？重要的是我們有沒有生產自救的決心。只要我們發揚挖山不止的愚公精神，一定能夠挖掉窮根。是共產黨員，就要在困難面前逞英雄！”
當時蘭考的沙土地有24萬多畝，風沙非常大，一刮風水井都會被沙填平，晚上關好的門第二天就能被風沙堵住。當然，最可怕的還是蘭考的沙丘，一刮風，沙丘就隨風滾動，危害很大。
“必須查清風從哪來、到哪去，哪兒是風口，不能再讓沙丘到處流動。”這是一項非常艱苦的工作。風最大的時候就是父親他們查風口的時候，風刮得他們睜不開眼，一張口就是滿嘴的沙土，合上嘴，嘴巴里就咯吱咯吱亂響。可就是在那樣的條件下，他們查清了蘭考的風口和風沙走向。
查出了風口，如何治理風沙？大家著急。一天早上，父親在村口看見一個農民拿黏土封墳，父親問他為何這樣做。農民說，這是他母親的墳，一刮風，墳頭就沒了，拿黏土封上墳，種上草，再大的風也刮不動，只要一個上午就能封好。當時父親就想，蘭考36萬人還愁封不上那些沙丘嗎。回去后，父親立即召開會議，提出“貼上膏藥、扎上針”的計劃，貼上膏藥就是拿黏土把沙丘封上，扎針就是種上樹，時間長了再大的風也刮不動沙丘了。沙丘不流動了，沙土地就好治理了。
但執行計劃時又遇到了困難，大家吃不飽肚子，怎么干重體力勞動？父親召開了動員大會，他說：“你們出去要飯，是小要飯的，我出去要，是大要飯的。如果你們留下來治理沙丘，我保證你們能吃飽。”
蘭考的土地上不長糧食，父親組織多個小分隊用救濟款去豐收區采購蘿卜干、紅薯片、粉條等代用糧。于是，許多村民就留下來勒緊褲腰帶干，有了領導干部帶頭，村民也發揮了沖天的干勁，很快，他們就用最簡單、最實用的辦法解決了封沙丘的問題。
蘭考有16萬多畝鹽堿地，寸草不長、顆粒不收，鐵路兩邊都是白花花的，像剛下過小雪。上世紀50年代，那里的老百姓賣小鹽，不交稅。要是地里全是鹽還好，地里有鹽、有硝也有馬尿堿，必須區分開來。當時蘭考沒有鹽堿化驗器，父親就說：“我有一個從老農那學的辦法，這個設備人人都有，結果準確、攜帶方便，那就是咱們的舌頭，咸的是鹽，涼的是硝，又騷又臭的是馬尿堿。”父親領著大家嘗遍了蘭考的鹽堿地，把土地做了一個大致的分類。
治鹽堿非常難。父親下鄉的時候發現一個農民的菜長得特別好，問其原因，才知道是農民把一米以下的土挖上來翻到上面來種地，土質能維持一兩年。“蘭考急需生產自救，這樣做起碼能解決當年的吃飯問題。”于是蘭考就開始了土地深翻工作。1963年，在經過改造的鹽堿地上，終于種上了莊稼，蘭考取得了1958年以來最好的收成。
蘭考位于黃河最后一道彎的拐彎處，黃河泛濫給蘭考留下了許多坑坑洼洼的地方，根本種不了莊稼。更可怕的是一旦下雨，就會造成嚴重內澇。1963年8月2日到9日，下了整整8天的大雨，蘭考人稱為“白帳子雨”。雨又大又急，洪水橫流。除了留下兩位值班的同志外，父親帶著縣委其他同志去各地考察水災情況。
面對這樣的大雨，有村干部犯愁，寫了一首打油詩：吃也愁、穿也愁，住也愁、燒也愁，前也愁、后也愁，黑也愁、白也愁，進門愁、出門愁，愁來愁去沒有頭。讀完后就趴在桌子上哭了起來，一些村干部也跟著哭。平時性情很好的父親當時就急了：“哭有什么用，天還是要下雨、地還是會積水，哭要是有用，我就帶頭哭。”于是趴桌子上做了一個哭的樣子，同志們看他這樣就破涕為笑了。父親說：“沒有抗災的干部就沒有抗災的群眾，群眾都眼巴巴看著縣委，干部如果不能挺直腰桿，群眾就不能充分發動起來。這叫‘干部不領，水牛掉井’。”在父親的帶領下，一支由水利技術人員、當地干部和縣委工作人員組成的考察隊伍出發了。父親生前就畫了許多蘭考地形圖，但還有很多沒畫完。父親去世時，群眾打出的橫幅是：“揮淚繼承壯士志，誓將遺愿化宏圖。”
他管村里的大娘叫“娘”
在治理“三害”過程中，父親提出了“深入群眾、相信群眾、依靠群眾”的工作要求，每次到農村，他都要去最窮的那家人家去吃百家飯。“只有到最窮的人家去，看屋里有沒有糧食，床上有沒有被子，老人身上有沒有棉衣，才能了解這個村到底是什么樣的。”為此，他曾經在一個飼養員老大爺的牲口棚里住了三天三夜。
一個風雪交加的日子里，父親和同事到了一個五保戶家里，那家里一共兩口人，老大娘是盲人，老大爺是個病人，躺在床上不能動。父親到了他們家，習慣性地看了一圈后，就坐到老大爺床頭問寒問暖。這時候，大娘摸摸索索地走了進來，拉住父親的手問：“你是誰啊，大雪天，你來干什么？”父親拉著大娘的手喊了一聲娘：“娘啊，我是您的兒子，毛主席派我來看望您老人家。”父親喊人家娘，不是到蘭考的習慣，在解放初期參加土改運動時，他看見村里頭和他母親年齡相仿的女同志，都喊人家“娘”，一是出于他親近群眾，二是他離開他娘的時間太長了，也一直沒時間回家，他把這種感情寄托在老百姓身上。
當時，一個農民的孩子病得比較重，因為沒錢給孩子治病，家里已經準備等孩子咽氣了，送到村外去掩埋。父親下鄉的時候知道了這事，趕到孩子家里，對身邊工作人員說：“這孩子還有呼吸呀，這是咱農民的孩子，趕快把孩子送到縣醫院去，想盡一切辦法救活他。”后來這孩子被救活了。父親去世后，孩子就改名叫張繼焦，今年繼焦已經50多歲了，一直在蘭考縣焦裕祿紀念園工作，他經常對別人說：“我這輩子就做好一項工作，就是為我的焦裕祿爸爸守墳，焦裕祿爸爸的墳，我是離不開了，只要我能動，我就守在這里。”
父親在蘭考就留下了4張照片，那時候，照相是奢侈的事。4張照片中只有一張是他自己愿意照的，是那張他站在泡桐樹下掐著腰照的相，其他都是別人偷著拍的。在蘭考他沒有一張工作狀態的照片，他當時總是對搞宣傳的同志說：“你應該把鏡頭對準群眾。”鏡頭對準群眾，群眾干勁就更足了，他們說：“使勁干哪、使勁干哪，你看他們給咱照相呢！”
父親雖然貧窮，但給我們留下了精神金礦
父親嚴格要求自己不搞特殊，不貪不占。他身體不好，但凡是照顧性的東西，他都不要。
我11歲那年，有一次父親回到家，母親端出一碗米飯，那時候米飯很金貴。我們姐妹幾個都眼巴巴地看著父親的碗，父親就往每個孩子碗里撥一筷子米飯，撥完后自己也沒剩多少了，他問我母親米是從哪里來的，母親說是縣委考慮他身體不好，就照顧了幾斤。父親聽了后說：“這可使不得，這些大米你趕快給研究泡桐的南方大學生送去，他們吃面食吐酸水，我們不老不少的，吃這個干什么。”
父親有6個孩子，嚴格要求自己的同時，也嚴格要求我們，他愛我們但不溺愛我們。
在蘭考那段時間，哥哥還小，不懂事。有天晚上，父親見哥哥高高興興回來了，就問哥哥做什么去了，哥哥說去看戲了，父親問他誰給的錢買票，哥哥說沒買票，售票員知道他是焦裕祿的兒子，就讓他進去的。父親當時就批評了哥哥：“你不能這樣做，演員叔叔阿姨在臺上又唱又演的，滿頭大汗，不買票就去看白戲，你現在會占小便宜，長大了就會占大便宜。”第二天，父親領哥哥補上了2角錢一張的票，又給售票員承認了錯誤。
1963年夏天，姐姐焦守鳳初中畢業，許多好單位都給她送來招工表。姐姐拿著這些表去給父親，請他當參謀，當時父親就問姐姐的同學是否都有這些好工作。姐姐說沒有，還撒嬌說是沾了爸爸的光。父親當時就臉色一變：“這些單位你都不能去，走出學校門，你就進了機關門，你缺了勞動這門課。”后來，父親給姐姐想了三份工作，一是留在縣委大院打掃衛生，包括打掃廁所；二是去學理發，因為當時那是一門技術活；三是當工人。
母親一聽說讓姐姐去掃廁所，不同意；讓一個16歲的大姑娘去給人家剃頭，也不同意。那時當工人光榮，社會地位也高，姐姐和媽媽都覺得這份工作好，可一問父親到哪兒當工人，才知是讓姐姐到縣食品加工廠工作。那里其實就是個手工作坊，主要干兩種活：腌咸菜和釀醬油。姐姐盡管不愿意，但還是去了。
食品加工廠勞動強度大，廠里味道不好，更糟的是，需要兩只手伸到咸菜缸里撈咸菜。姐姐的手被磨出許多口子，傷口再被鹽水一浸，整個手都是腫的。更讓姐姐不能忍受的，是要走街串巷挑著擔子去賣醬油和咸菜。一個不大的縣，縣委書記的女兒很多人都認識，特別是姐姐的同學，因為大家都覺得姐姐該有很好的工作。
姐姐哭過鬧過罷工過。有一天，父親和姐姐說：“爸爸今天事情不多，陪你賣醬油吧。我爺爺開過油坊，我小的時候，也走街串巷賣過油，我來告訴你怎么喊能把醬油更快賣出去，怎么挑擔子更省勁。”姐姐一聽可高興了。
剛開始，姐姐跟著父親走街串巷，可后來，她覺得不對，父親是縣委書記，怎么能讓父親也干這樣的活，就對父親說：“爸爸你回去吧，以后我再也不鬧了。”
那段時間對姐姐一生都有很大的影響，姐姐現在在開封生活，經濟情況不太好，她孩子多，下崗、待業的都有。如果姐姐去找領導，請他們給孩子安排工作，也不是件難事，但我們姐妹之間約定，一定要守衛好父親這面旗幟，雖然不能為父親爭光，但絕不能給他抹黑。父親是一個貧窮的父親，但他給我們家子孫留下了精神金礦，祖祖輩輩取之不盡、用之不竭。
他身邊的物件，都成了與疾病斗爭的見證
到了1963年11月，父親的病越來越重，肝疼得也越來越厲害。他越來越瘦，臉色又青又黃，顴骨高高聳起，變得憔悴不堪。他身邊的一切物件，都成了他與疾病斗爭的見證。
剛開始，父親肝疼時，就用茶杯蓋上的疙瘩使勁頂肚子里的疙瘩。如果在寫字，父親就會用鋼筆伸進去摁著；如果兩只手都被占用，他就用刷衣服的刷子一頭頂著肝一頭頂著藤椅工作，時間長了，藤椅上就被頂出個窟窿。
有好幾次，父親工作結束了，還沒站起來，就倒到了地上，那么大的個子，半天起不來，那是肝太疼了。母親哭著勸他去看病，他說：“別著急，我把該安排的工作安排好了，就會去看的。”后來發展到肝疼得睡不著覺，他就把那些平時用的鋼筆、杯蓋搬到床上。母親說那段時間父親睡覺都是趴著睡，如果不趴著，那些東西就頂不住肝。
父親的病越來越重，可他依然堅持工作。有次，父親到農村聽大隊領導匯報工作，因為肝疼，冷汗一個勁地出，用來做記錄的鋼筆，兩次從他手里掉了下來。在場的同志看到這種情況，非常緊張，立即把他送去開封地區人民醫院。
到了地區人民醫院，父親被診斷為肝癌。當時大家不相信，送他到河南省醫學院附屬醫院和北京協和醫院去診斷。父親最終被確診為肝癌晚期，皮下擴散。據醫生說，父親肚子里長滿了大大小小的瘤子，大的有雞蛋那么大，小的像黃豆那么大，父親的生命最多只有20多天了。
他們帶著父親回到了河南省醫學院附屬醫院，那20多天里，父親遭受了最大的苦、最大的罪。開始他還打止疼針，滿懷希望自己能好起來，再回到蘭考領著大家除“三害”。當他覺得身體一天不如一天時，開始拒絕打止疼針：“止疼針只能止疼，不能治病，這個藥這么短缺，我能省一針就省一針，把藥留給最需要的人吧！”
不打止疼針怎么辦，父親有時趴在床上，有時跪在床上，甚至還會把香煙點燃來燒自己的胳膊，他說這是他發明的肝疼轉移療法：“我其他地方疼了，肝疼就會稍微好一點。”胳膊上的皮膚沒用了，他又開始燒肚子上的皮膚，大家見了都扭頭落淚。
當時省委組織部副部長和地委組織部副部長來看他，他拉著兩位領導的手說：“我最大的遺憾就是沒能完成組織上交給我的任務，我沒有達到蘭考人民對我的要求，我心里很難過。”這兩位領導說：“組織上對你的工作非常滿意，你對后事有什么安排、對組織上有什么要求，你就和我們說吧。”父親沉默了一會說：“我對組織上只有一個要求，就是我死了以后，把我運回蘭考，埋在蘭考的沙丘上，我活著沒有治好沙丘，我死了，也要看見蘭考人民把沙丘治好。”
父親臨終時，把母親叫到身邊，說：“沒有想到，我這么快就要走了，我走了以后你會很難，你一定要教育好孩子，你再苦再難，都要把孩子撫養成人，把他們培養成對社會有用的人。你還要記住，再苦再難，也不能向組織伸手要錢要東西要救濟。”這是他對母親最后的交代。母親當時才33歲，需要照顧兩家的老人，還得撫養6個孩子，就是在這樣的情況下，父親還是給她約法三章。
1964年5月14日上午9時45分，父親永遠停止了呼吸，那一年，父親42歲。父親走了，我們家的天也塌了，母親領著我們6個孩子，謹遵父親臨終前的囑咐，艱難地生活。我們的日子是在母親的淚水中度過的，父親走了她沒有了精神支柱，母親流了許多淚，老了后還留下眼疾，不哭也流淚。
父親不是苦行僧，但在蘭考他舍棄了一切愛好
父親不是苦行僧，也不是天生就喜歡吃苦受罪，實際上他在生活中也有許多愛好與追求。
他身高一米七八，皮膚黝黑，但長得非常英俊。到蘭考前，父親一直在哈爾濱、大連、洛陽等大城市工作，接觸的都是新潮的東西。當時父親有些文藝范兒，他二胡拉得非常好，舞也跳得好，還是個出色的男中音。早在南下工作隊的時候，他就在文工團工作，他們工作隊排練了歌劇《血淚仇》，由父親出演男一號。
父親對生活是很熱愛的，工作再忙，胡子也刮得干干凈凈；衣服再舊，也洗得干干凈凈。父親的文章寫得非常好，還愛鉆研。他在大連起重機廠時，給他們的廠報、廣播電臺寫了很多文章。父親這輩子穿的一件最好的衣服，就是母親用他的稿費買來的。
但在蘭考艱苦的環境下，首先面臨的是解決民眾溫飽的嚴峻問題，父親只能舍棄了他一切的愛好，一門心思帶領蘭考人民除“三害”。就像蘭考一位領導干部說的：“焦裕祿在蘭考的475天，是跑步度過的。”蘭考后來出了一本書，叫《焦裕祿在蘭考的日日夜夜》，就是根據父親在蘭考日日夜夜的情況編寫的，全部都是真實的寫照。
（本報記者江琳，實習生張璁、耿序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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