兩大“峰會”催生國際新秩序 中國主張日益關鍵

　　11月11日至14日，全球“聚焦”東亞，G20韓國首爾峰會與APEC日本橫濱峰會接踵而至、比鄰而開，中國國家主席胡錦濤發表重要講話并展開密集“首腦外交”，將2010年的中國“大外交”推向高潮。

　　兩大重要峰會如此“緊接”具有特殊的“時空”含義，可謂時代潮流與歷史趨勢共同造就，更蘊含著國際新秩序的萌動。

　　在時間上，G20第五次峰會正值國際金融危機陰影猶存、世界經濟復蘇“乍暖還寒”時節，是在后金融危機時期的“節骨眼”上舉行的，罔顧他人、但求自保、以鄰為壑、保護主義等消極因素明顯上升，危機中的國際社會“同舟共濟”有朝危機后的“同舟共擠”方向“異化”的危險，國際社會面臨著“何去何從”與“大是大非”的關鍵抉擇。此外，21世紀的第一個“十年”即將過去，新的“十年”即將開始，兩場峰會因而具有繼往開來、推陳出新的重要意義。

　　在空間上，G20峰會首次在新興市場國家與亞洲舉行，極具時代象征意義，凸顯了自“北”向“南”與自“西”向“東”的國際權勢“雙向轉移”，亦即新興發展中國家“南方陣營”與亞洲“東方板塊”歷史性的崛起。而APEC第十八次領導人非正式會議的一大背景便是“亞太熱”不斷升溫，亞太日漸成為新的世界“重心”。“亞太”、“亞太”，顧名思義，“亞”字在前、“太”字在后，重點還在“亞”字，亞太尤其是東亞的經濟崛起正在撬動世界地緣戰略既有的“板塊構造”。

　　而吸引世人眼球的還包括期間的中美以及中日互動。作為當今世界前三大經濟體，中、美、日博弈可謂舉足輕重，更何況當前中美、中日關系都正處于“邁坎”的緊要關頭，中美需化解“結構性矛盾”、共同為胡錦濤主席明年1月訪美積極籌備，中日需增進互信與相互理解、處理好“兩強同時并立”的歷史性“課題”。

　　兩場峰會也印證與詮釋了當今世界的“大發展大變革大調整”。

　　“大發展”即新興大國群體性崛起推動國際格局多極化大發展，冷戰后形成的“一超多強”格局“量變”加快、“質變”臨近。從綜合國力看，“一超多強”具體指“一超六強”，分為三個層次：第一層美國，第二層歐盟、中國、俄羅斯，第三層日本、印度、巴西；中國排名第三。如按“單一國家”標準劃分，“一超多強”又指一超八強，也分為三個層次：第一層美國，第二層中國、俄羅斯、英國、法國，第三層日本、德國、印度、巴西；其中，前五國剛好為安理會“五常”，后四國又恰為“爭常四國”，中國排名第二。金融危機使國際格局新舊轉換加快，冷戰后的“一超多強”正朝新的“全球化的多極格局”演進，G20就是在未來全球治理中新格局的雛形。

　　“大變革”即國際組織與多邊機制改革加快，主要體現為G20一舉趕超G8(八國集團)、成為“全球經濟治理的主要論壇”，從應對危機的臨時機制向預防危機的常設機制演變；英國《金融時報》社評指G20取代G8成為全球首屈一指的經濟論壇，全球經濟進程可由G8制定的時代已成過去。同時，IMF與世界銀行的份額與投票權改革邁出實質步伐，新興發展中國家權重上升、話語權增加。

　　“大調整”即各國為應對金融危機并搶占未來“制高點”，紛紛轉變發展方式、調整經濟結構、完善對外戰略，“綠色”、“低碳”、“節能”、“環保”、“可持續發展”成為世界潮流，大國關系“在競爭中合作”、“在合作中競爭”，美國極力攫取“世界領導地位”。

　　可就在兩場峰會之前，美國的兩大舉動對峰會帶來了諸多負面影響，值得高度警惕。一是美國二度推行“定量寬松”貨幣政策，放縱美元泛濫，給世界經濟復蘇制造新障礙。美國原本就是此次金融危機的“肇事者”，但其慣于“嚴于律人、寬以待己”，極力推卸罪責、對外轉嫁危機，企圖“美國舒服、別國難受”。美國極不負責任的“定量寬松”只顧自己、不顧他人，已經招致眾怒；二是美國強推“亞太新戰略”，極力利用、插手甚至制造地區矛盾，通過挑撥離間、搬弄是非謀取“亞太領導權”，致使亞太和平穩定變數增加。

　　作為“負責任的發展中大國”與“亞太大國”，中國當會在兩場峰會上發出重要聲音，并以實際行動維護自身與發展中國家權益、維護亞太和平穩定“大局”。中國將緊密結合自身“十二五”規劃，統籌國內國際兩個大局，積極開拓“大外交”，以自身的科學、和諧與和平發展引領世界潮流。中國將堅持“責、權、利”相統一，平衡兼顧國家利益與國際責任，在G20建章立制、國際機制改革與全球治理中增強話語權，進一步發揮建設性作用。

　　面對金融危機后國際秩序新陳代謝，中國的主張日益關鍵，中國的影響更加突出。早在兩場峰會召開之前，胡錦濤主席曾就“中國發展道路和發展方向”對外強調指出，中國將始終不渝走和平發展道路，奉行互利共贏的開放戰略，推動建設持久和平、共同繁榮的和諧世界。中國致力于和平解決國際爭端，永遠不稱霸，永遠不搞擴張。胡錦濤主席還就“21世紀國際秩序建設”闡述了“中國愿景”：各國應以寬廣胸懷和戰略眼光，相互包容，努力建設“政治上互尊互信、經濟上互利互補”的“新型國家關系”，推進世界多極化和國際關系民主化。(中國現代國際關系研究院世界政治研究所副研究員 陳向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