媒體評論：治理公車私用不能靠一個人戰斗

　　3年來，河南電視臺攝像記者呂建福利用私人時間，在河南各處拍攝了數千張公車私用、違規駕駛與停放的照片——景區里的市委市政府專用車、飯館旁的醫療車、公園里的稅務車，還有放學時候亮著警燈接孩子的警車，然后把視頻放到互聯網上去。因此被處理的公務員，就有幾十個。“最煩他了。”卸任的某鄭州市高官曾這樣評價道。他的攝像機被摔壞過四五次；還接到過“殺你全家”的死亡威脅。(9月29日《中國青年報》)

　　幾十名公務員因此被處理，也說明他監督公車私用取得了一定的效果。但是，監督公車私用，不能靠記者業余時間一個人戰斗。

　　公車私用，是百姓深惡痛絕的痼疾之一。不少地方出臺了嚴禁公車私用的規定。比如，節假日封存公車，公車夜間召回，拍賣公車，給公車設立特殊標志，等等。但是，公車私用屢禁不止。由于監管機制不到位，規則制定者、執行者決心不大，官本位思想作怪，言而無信，內部監督措施并沒能管住公車私用。

　　就拿不少地方給公車設立特殊標識來說吧。應該承認，將公車的用途行蹤曝光于公眾的視野之內，對公車使用者具有一定的制約作用。但是問題的關鍵不在于讓百姓知道公車被私用，而在于公車私用的責任與后果。如果問責不到位，處罰輕描淡寫。你有張良計我有過墻梯，公車貼標識上路作用比較有限。

　　我認為，公車私用屢禁不止的重要的原因在于，公車所有者權力虛置。比如2008年當陽女市長范曉嵐撞死兒童事件曝光以后，湖北宜昌、當陽兩級政府就對領導干部用車做出明確規定，禁止公車私用，禁止領導干部駕車。結果當陽市政協副主席方家平又重蹈覆轍。如此看來，相關部門的禁令只是紙上談兵，根本沒有發揮作用。

　　數據顯示，我國公車消費一年高達4000多億元，占全國財政收入的13%以上。盡管中央三令五申嚴禁公車私用，探討公車改革，但是公車改革至今步履維艱。公車數量與配置嚴重超標，公車私用是不爭的事實。國務院辦公廳專門下發通知：公務車每周少開一天。公車使用頻率本應降低，為何還有那么多的公車私用被呂建福逮個正著呢？

　　我們看到，公車私用，除了媒體曝光、輿論譴責以外，公務人員違規成本十分低廉。從一些地方封存公車的經驗看，減少公車可滿足工作需要。應該削減公車采購計劃，引導公車改革潮流。同時，健全問責機制與外部監督機制，從約束財政支出，監督政府采購抓起，切實減少公車。公車買回來，再談嚴禁公車私用，都是馬后炮。(胡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