城鄉戶籍福利“倒掛”初現 農民開始選擇性進城

　　重慶市統籌城鄉改革辦公室最近的一項研究表明，當地農村居民的戶籍福利政策已達21項，比城鎮居民戶籍福利政策多出11項。

　　基層干部群眾認為，城鄉戶籍福利“倒掛”初現意味著，在戶籍制度改革中要改變單純依靠城市福利吸引農民轉戶的傳統思維；同時城鄉之間居民收入差距拉大，公共財政支出差距巨大的現實仍未根本改變。

　　城鄉戶籍福利項目數量相差一倍

　　重慶市城鄉統籌辦的統計顯示，按照中央及重慶本地的有關規定，除承包地、宅基地、林地等土地權益外，目前向農民傾斜的政策還有20項，主要包括農資農機補貼、良種補貼、退耕還林補助、政策性農業保險、農村沼氣國債項目、家電下鄉和汽摩下鄉補貼、計劃生育獎勵和社會保障政策、孕產婦住院分娩補助、普通高中收費低標準等，涉及農業生產、民政、人口、衛生、教育等多個方面。

　　相關部門統計數據表明，這些福利補貼已經成為農民收入的重要部分。據重慶市農委統計，去年重慶市發放農資人均補貼70元，種糧每畝可獲得補貼77元，種糧補貼約占畝均純收入的11%。消費方面的補貼力度同樣很大，農民購買家電下鄉、汽摩下鄉產品可分別獲得銷售價格13%、10%的補貼。農村計劃生育家庭所能享受的社保福利也占其社會保障所得的相當一部分。

　　相比而言，城市戶籍僅有10項福利政策，是農業戶籍優惠政策數量的一半，但是部分福利的標準高。據重慶市相關部門統計，市民戶籍福利主要有：低保、集中供養、撫恤補助的標準高，是農村相應標準的2倍，醫保市級統籌政府補助額高，拆遷補償高，退役士兵安置政策更為優厚。其中，一些傾斜政策之所以好于農村，是因為相關補貼標準基于城鄉收入差距。如交通和工傷事故賠償，城鄉分別以城鎮職工年平均工資、農民人均純收入為賠償基數，兩者差距較大。而拆遷補償的差距則基于我國目前的土地規劃和管理制度。城市房屋拆遷以市場評估價值為核心進行補償；農村房屋不準進入市場買賣，沒有市場價格參照標準。

　　惠農政策疊加效應初顯

　　專家們認為，城鄉戶籍福利“倒掛”現象的出現是連續推出的惠農政策累加而成的。重慶市社會科學院農村所副所長陳悅分析說，過去，城鎮戶口附帶著就業、福利分房、公費醫療、社會保障等多項福利；而農村醫療、社會保障、教育等公共福利覆蓋面小、水平低，遠遠不如城市，還要交納農業稅和“三提五統”等多種稅費。而且到城市就業渠道狹窄，多數干最苦、最累、最危險的活，同工不同酬現象十分普遍。兩相比較，城鎮戶口的“含金量”突顯，農村中通過各種方式謀求脫離“農門”進入城市的意愿十分強烈。

　　重慶市開縣縣委常委趙遠坤告訴記者，他在1992年至1993年任漢豐鎮黨委書記時，當地農民熱衷于購買城鎮戶口，鎮上3000元一個的非農戶口在一年時間里就賣出了一萬多個。

　　陳悅分析認為，近幾年來，隨著取消農業稅、發放各種農業補貼、實行“兩免一補”、推行新農合、試行新農保等各項惠農政策的推出，農民在就業、教育、醫療和養老保障等領域的福利待遇不斷得到改善。而對于普通城鎮居民而言，戶籍已難以成為就業、住房和享受優質教育、醫療資源的保障。相反，市民還要承擔就業難、高房價、高額擇校費、大醫院看病難等城市壓力，這也使一些農民轉戶進城的積極性受挫。南川區大觀鎮全龍村村民唐華明說：“單是為了孩子能上個好學校，也想進城安家。但城里啥都貴，家也不一定能安得下來，我們很猶豫。”

　　開縣縣委書記李殿勛認為，如果進城的生活預期就是成為城市社會底層的話，進城對農民就失去了基本的吸引力。

　　推動城鄉統籌不能單純靠城市福利吸引

　　農業戶口福利開始部分優于城市戶口，戶籍制度改革由“城市對農民進城設門檻”逐步轉向“農民對進城有選擇”。

　　梁平縣發改委副主任秦華俊告訴記者：“一開始我們認為，農民很希望轉為市民，但實際情況并非如此。農業戶口所附帶的國家直補惠農政策、計劃生育政策等權益，雖是‘小錢’，但是對農民來說很在乎的。”南岸區南坪鎮二塘村村民熊會說：“城市的機會是多，但好機會卻很難輪到自己。”

　　重慶市城鎮統籌辦副主任徐強認為，現在不宜再以過去的眼光主觀地認定，只要城鎮降低門檻，農民就會蜂擁入城；應進一步考慮如何使進城農民在城市社會福利、農村土地權益上能夠得到切實保障，解決后顧之憂。(劉健 張舒寧 李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