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制日報：人口普查入戶難曝社會信用危機

　　從9月1日起,手機實名制正式實施,其實這個制度醞釀已久,人們對它的出臺并不感到意外,而且經過長時間的論證,人們對手機實名制的正當性、合理性已經達成了共識,并沒有更多的異議。雖然如此,實踐中這一制度的推行難度依然很大,大多數手機用戶對實名制顧慮重重,其中一個主要原因就是擔心個人信息泄露。

　　無獨有偶,即將于11月1日正式開始的全國第六次人口普查也面臨著巨大的困難,人口普查作為一項利國利民的政策對國家管理的意義連小學生都明白,本來也毋須多說,但在前期的入戶摸底過程中, 很多普查員依然遭遇了入戶難,一些住戶表現出了強烈的不配合。究其原因恐怕依然繞不開個人信息安全問題。

　　我們知道,有關個人信息安全我國已做了立法保護,甚至提升到了刑法的層面。2008年刑法修正案(七)新增了“泄露公民個人信息罪”,無論是單位、還是個人泄露公民個人信息都將承擔刑事責任,對個人最高可處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或拘役,對單位可處罰金。從這個角度上來說,公眾所擔心的問題應該已經解決了,無論是電信部門,還是普查員個人如果泄露公民個人信息都會付出沉重的代價。但事情遠非那么簡單,從刑法確立這個罪名至今兩年多來,個人信息距離安全狀態依然遙遠,我們依然處在各種商業廣告和短信詐騙的包圍之中,事實上,“泄露公民個人信息罪”一直鮮被使用。出現這種情況固然有司法機關取證難,打擊不力,金融、電信、醫療等相關單位不積極配合等客觀情況,但這并不是根本的原因。其根本原因在于包括個人信用、企業信用、社會信用、政府信用在內,我們整個社會的信用體系出了問題,一個小小的泄露公民個人信息罪并不足以支撐起整個社會信用的大廈。

　　眾所周知,現代社會,政府實現公共管理,推行公共政策不可能指望僅僅通過一紙行政命令的方式就能得到一以貫之的貫徹和落實,而是既需要隨時借助企業、社會組織的力量,同時更需要得到民眾的支持、理解和配合,而公眾的支持對公共政策的推行是至關重要的,這也就是為什么一個政府必須尋求民意基礎,尋求合理性和合法性的原因。而公眾的支持一方面源自于對政府的信任,另一方面也來自于對政府借助的企業和社會組織的信任,如果這種信任發生動搖,那么,公共政策的推行就會遇到阻礙。

　　無論是手機實名制,還是全國人口普查,作為國家推出的一項重大公共政策,其合理性、合法性本來毋庸置疑。推行過程中的不順利,從表面上看好像是卡在了個人信息安全問題上,但實際上卻是受困于整體的社會信用危機上。近年來,無論是個人、企業、社會組織,還是相當一些地方政府為了一時、一事的利益和目標都在有意無意地透支著各自的信用,從而導致整個社會信用體系的不穩定。

　　手機實名制需要借助電信部門的力量,這種借助不僅僅是技術力量的依靠,更是對電信部門社會信用力量的依賴。但是當電信部門濫用壟斷地位,服務質量差、亂收費、亂計費的現象長期不能得到根本改變時,又怎能讓公眾相信手機實名制不是另外一種惱人的花樣?

　　同樣,人口普查需要借助物業管理部門和社區服務部門的信用力量,可是當物業管理只是熱衷收費,社區服務總是難如人意,那又怎能敲開住戶那扇緊閉的房門?

　　毫無疑問,公共政策的推行更是離不開政府,尤其是基層政府信用力量。然而,基層政府由于在日常服務管理活動中與公眾打交道最多,最容易建立信用,也最容易失去信用,一旦工作失誤就會引起公眾的普遍不滿,導致公眾不支持、不配合,從而為公共政策的推行制造障礙。

　　從手機實名制和人口普查工作遇到的阻礙,我們看到要想使公共政策得以順利推進,恢復公眾對整個社會信用體系的信心至關重要。從政府層面來講,需要政府部門在公共管理的過程中格外珍視和維護自己的公信力,通過依法行政,嚴格依法履行管理職能,逐步收復信用“失地”；從社會層面來講,需要國家通過完善立法、嚴格行業自律來培育和維護包括企業、社會組織在內的社會力量的信用。事實上,社會信用體系越完善、越穩定,政府公共政策的推行就越順利,可借助的積極力量就會越多越強大。(秦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