印度媒體炒作中國話題無礙中印關系大局

　　近日，有關中國拒絕給印度一位克什米爾防區(qū)指揮官發(fā)放簽證的消息，猶如一枚重磅炸彈在印度一石激起千層浪，引發(fā)印度英文媒體對中國的新一輪口誅筆伐，更有甚者竟然威脅政府中斷與中國包括防務合作等在內的一切往來。

　　本來一件純粹的簽證事件，印度一些主流英文媒體卻上綱上線，惡意炒作，這其實反映了部分印度媒體，特別是一些印度戰(zhàn)略層面精英的對華認知。

　　 印度英文媒體具有重要的輿論影響力

　　印度現(xiàn)代媒體起源于英國殖民時期，最初主要由一些英文媒體壟斷著印度媒體市場。在反抗英國殖民統(tǒng)治的獨立運動中，印度本土語媒體逐步發(fā)展壯大，從而形成英文媒體和印度本土語言媒體兩個主要市場，二者相互影響，彼此促進。作為一個“弱政府、強社會”的國家，印度媒體一直以公民社會最強有力的參與者而存在，幾乎沒有任何機構能夠強迫報紙、電視臺發(fā)表它不想發(fā)表的新聞或者言論。

　　印度本土語言媒體主要指官方語言印地語，以及其他被印度憲法認可的馬拉地語、泰米爾語、孟加拉語、泰盧固語等民族語言媒體，這類媒體不僅種類繁多而且讀者數(shù)量很大，其主要受眾是普通百姓，其中三分之一生活在鄉(xiāng)村。為吸引地方讀者，印度本土語言的媒體多以關注地方政治和社會文化新聞為主，除巴基斯坦之外，它們對國際問題的報道很少。

　　一般來說，在外交和國防政策問題上，印度語言媒體的報道議程通常是由印度英文媒體來設置。由于官僚、受過教育的階層以及對外交政策有影響力的人士都講英語，因此印度英文媒體對外交決策具有很重要的輿論影響力。

　　印度英文媒體日報類的代表是《印度時報》、《印度斯坦時報》和《印度教徒報》等，英文電視新聞頻道包括TimesNow、CNN-IBN和NDTV24×7等，英文時事類期刊有《今日印度》、《展望》、《前線》等。由于歷史原因，這些英文媒體深受西方思想影響，以實行西方議會民主制為榮，以印度國家利益代言人自居，具有較強的反共和反華情結。

　　然而，在印度獨立之初的尼赫魯時期，由于尼本人深受民主社會主義思想的影響，其外交思想具有濃烈的理想主義色彩，突出地表現(xiàn)為反帝國主義、反殖民主義，強調亞非團結，同情社會主義。加上尼赫魯個人的巨大威望，印度外交政策達到國內高度的政治認同，媒體的作用被邊緣化，而公眾的對華輿論也受尼赫魯本人的影響，這種情況延續(xù)到1962年。

　　1962年中印邊境戰(zhàn)爭失敗后，尼赫魯?shù)耐�望一落千丈，代表現(xiàn)實主義的鷹派勢力迅速崛起并取而代之，尼赫魯本人也在抑郁中去世。此后，印度對華鷹派勢力便一天天壯大，在印度形成了另一種強大的公眾輿論，即反對任何向中國妥協(xié)的行為。尤其是上世紀90年代印度經濟騰飛之后，鷹派人士更是大受鼓舞，覺得“從此有了和中國人分庭抗禮的資本”。

　　印度英文媒體的主要撰稿人由一些極右鷹派分子擔任

　　值得注意的是，印度英文媒體的主要撰稿人或評論人由一些極右鷹派分子擔任，這些人包括一些印度非政府的戰(zhàn)略分析家、退休高級將領以及退休官員等，如前外長賈斯旺特·辛格、陸軍前參謀長桑德吉上將、“南亞分析集團”軍事問題專家薩伯哈什·卡皮拉、“國防研究與分析所”所長核戰(zhàn)略家蘇布拉曼尼亞姆、新德里“政策研究中心”研究員布拉姆·切拉尼，以及印度人民黨領導人如阿德瓦尼、費爾南德斯等人。

　　雖然英文媒體也經常發(fā)表來自政治領導人、政府官僚、軍方以及商界對中印關系的積極表態(tài)，不過對公眾更具影響力的言論多來自上述印度非政府的戰(zhàn)略分析家、退休將領以及退休官員。他們的思維仍然受到1962年中印戰(zhàn)爭的影響，戰(zhàn)爭的苦痛和戰(zhàn)敗的屈辱都使他們耿耿于懷，以致經常在自己的研究報告、學術論文和媒體講話中渲染中印矛盾。在這樣的情況下，印度主流英文媒體充斥著反華情緒也就不難理解了。

　　印度英文媒體雖然在國內的政治生活中不占主流，但其在印度公眾對華輿論的認知構筑中所起的負面作用不可小視。

　　英文媒體的主要受眾是印度公民社會的最主要構成力量——印度中產階級以及青年學生。由于長期受到英文媒體的反華宣傳，比如中國軍隊“入侵”印度領土、中國聯(lián)合一些國家反對印美核協(xié)議、中國阻撓亞行對印提供貸款、中國幫助巴基斯坦發(fā)展核武器、中國正在對印實施“珍珠鏈”包圍圈、“中國要肢解印度”、“中國將在2012年之前對印度動武”和“中國要對印度發(fā)動水戰(zhàn)”，等等，印度中產階級和青年學生的對華認知受到潛移默化的影響。在他們的頭腦中，中國是“霸權主義者”，是“侵略者”。而在印度，真正能夠對印度外交政策產生影響的除了戰(zhàn)略界精英外，主要的力量就是中產階級群體以及青年學生。

　　印度一些英文媒體熱衷炒作“中國威脅論”，對印度政府外交安全政策影響仍然有限

　　中印兩國山水相連，友好關系源遠流長。發(fā)源于印度的佛教在東漢時期，經絲綢之路傳入中國，并在中國得以發(fā)揚光大，成為世界三大宗教之一。唐代時期，高僧玄奘歷經千辛萬苦，抵達天竺(今印度)，著成《大唐西域記》，對促進中印文化交流作出了不可磨滅的貢獻。

　　近代以來，中印兩國人民在共同的反帝斗爭中相互支持和同情，加強了傳統(tǒng)友誼。新中國成立后，印度又成為第一個與中國建交的非社會主義國家。兩國建交以來，雙方在維護各自主權、獨立，謀求各自發(fā)展，促進世界和平與繁榮的事業(yè)中相互理解，彼此支持。盡管中印關系曾經有過波折，面臨各種挑戰(zhàn)，但在兩國幾代領導人的關心下，經過兩國政府和人民的不懈努力，中印關系在不斷向前發(fā)展。

　　進入21世紀，兩國經濟都進入快速發(fā)展時期，發(fā)展成為兩國的頭等大事，兩國都需要一個和平的國際國內環(huán)境。中印兩國睦鄰友好、互利合作、攜手發(fā)展，對于兩國和兩國人民、對于共同應對重大的全球性問題和挑戰(zhàn)、對于國際社會的和平穩(wěn)定與發(fā)展都具有十分重大的意義。

　　正因為如此，近年來，兩國領導人從兩國國家和人民利益的戰(zhàn)略高度出發(fā)，審時度勢，把握歷史機遇，建立了面向和平與繁榮的戰(zhàn)略合作伙伴關系，確立了深化兩國關系的“十項戰(zhàn)略”，簽署了中印《關于二十一世紀的共同展望》，為中印關系的發(fā)展奠定了重要的政治基礎，注入了強勁的動力。在邊境問題上，兩國本著“互諒、互讓”原則，達成了原則框架協(xié)議，談判不斷取得新的進展。

　　作為主流英文媒體和戰(zhàn)略精英，在兩國發(fā)展的關鍵歷史時期，更應充分發(fā)揮強大的輿論影響力和號召力，為兩國關系的健康友好發(fā)展添磚加瓦，貢獻一份力量。但印度少數(shù)極右勢力仍然以冷戰(zhàn)思維看待中印關系，極力反對并千方百計加以干涉和阻撓中印關系發(fā)展，實在令人遺憾。

　　印度一些英文媒體熱衷炒作“中國威脅論”，雖然對印中關系造成了一定程度的負面影響，但也要看到其真正對印度政府外交安全政策產生的影響仍然有限，印度政府的對華政策仍然取決于其領導層對戰(zhàn)略形勢、威脅因素和國家利益的判斷。在這一點上，印度政治精英頭腦非常清楚。印度總理辛格多次談到，“中國的和平崛起為世界創(chuàng)造了接觸中國的新機會。中國已經逐漸成為我們的重要貿易伙伴之一。但我們與中國的邊境爭端依然存在問題。我相信世界有足夠的空間同時容納印度和中國的雄心。某些領域的確會出現(xiàn)貿易投資競爭，但那都是健康的。”

　　事實上，有關“中印發(fā)展足夠空間論”是印度高層領導最近幾年在對華認知上形成的一個共識。由此可見，無論印度極右媒體怎樣渲染“中國威脅論”，只要中印兩國領導人能保持清醒的信念，就不會上當。 (丁皓 作者單位：軍事科學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