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社會養老現狀不樂觀：地需"歸位" 人需"掃盲"

　　地需“歸位”，人需“掃盲”

　　方嘉珂感受最深的是，政府一說支持養老事業，就是多給錢、多蓋房子、多加床位，至于床上住沒住人或者住什么人，則很少過問。

　　在天津一家養老院里，他看到的是清一色的健康老人。并且這100多位老人，拒絕任何一個失能失智老人住進來。這就“把養老院硬生生變成了旅館”，外面一群“老無所依”的人，只能眼睜睜看著里面一群人“老有所樂”，方嘉珂對此非常不解。

　　他更不解的是，走了全國不少地方，像這樣老人住在里面“吹拉彈唱”的養老院，并非個案。楊團在調研中也有類似的發現——公辦的養老院，條件好，但不愿意收生活不能自理的老人。

　　在她的知識體系里，這樣的養老院更像是活動中心，而非護理中心，也不包含在她所理解的那個“養老”概念里。

　　在楊團這里，“養老”包括錢和服務兩個層面。通過繳納養老保險，一些生活能自理的老人，只要不生病，錢就不再是問題。

　　而問題在于，中國目前還沒有真正的基本養老服務。國際上，這種服務被通稱為“長期照護”，是歐美國家養老體系的重心所在，主要針對失能失智的老人。但在國內，“不是不到位，是根本連詞兒都沒有”。楊團介紹說，在不少養老院，老人一到不能自理就被轟回家。尤其是一些郊區和農村的養老機構，寧愿讓床位空著，也不讓失能失智的老人住。

　　“這不能完全怪養老院，他們根本就沒有專業的護理人員，也就沒法收不能自理的老人。”她認為，目前所謂的護理服務，做的其實是保姆服務，上門做飯、洗衣服等，真正的護理服務完全談不上。

　　方嘉珂斷言，“任何開旅館的都能干這個(指辦養老院)”，國內養老服務人員的專業水平目前還處于掃盲階段。

　　他曾在北京對照護人員進行過免費培訓。一次培訓課前，他向課堂上一位操外地口音的中年婦女了解情況，對方告訴他，自己此前一直在北京撿垃圾，后來垃圾不好撿了，才到養老院做護理，如今被院里送過來培訓。

　　這讓方嘉珂哭笑不得。在他眼里，護理是件很專業的事情。1992年，他到奧地利行醫時，先后到當地和德國的養老院參觀。他發現德國規定，養老機構的護理人員除了要具備專業知識，還需要與老人有相同的文化背景。作為一名醫生，他在這里可以行醫，但根本沒機會到養老院工作。

　　中國有關部門在2002年曾頒發《養老護理員職業標準》，原本計劃在3~5年實現持證上崗。如今8年過去了，閻青春表示，“還沒有做到這一點”。

　　正在逼近的風險

　　專業服務的缺失，導致了目前一線城市里“有錢也買不到服務”的局面。方嘉珂原本以為，“老革命、老干部、老專家”這“三老”不會為養老犯難。后來深入了解后，他才發現，北京不少高干在晚年都需要專業的照護，他們不差錢，但能提供這種服務的地方太少，他們只能在某些大醫院“壓”著床位。

　　“如果養老服務能跟上，就不會造成目前這種高端醫療設施的浪費。”方嘉珂說。楊團則把話說得更直白：“不管高干低干，老了全都一個樣，該癱瘓就癱瘓，該癡呆就癡呆。”在她看來，最大的問題是“根本沒有長期照護服務”，而不是收入問題，因為“收入再高，沒照護也是死路一條”。

　　中小城市和農村的狀況更不容樂觀。幾年前，楊團曾到天津的農村調研。在那里，她看到一位70多歲的老人，瘦骨嶙峋，天挺冷，但老人光著身子面壁躺著，身上蓋一床大棉被，破碗里裝著半碗剩飯，放著半碗水，“跟喂狗似的，沒有人照看”。

　　有人指責老人的五六個兒女不孝，方嘉珂不這么認為。他知道“百善孝為先”，但他也知道“久病床前無孝子”，用專業的話說，這叫“照料疲勞”。

　　“時間長了，誰也受不了。這個時候就需要專業的照護服務。”方嘉珂解釋道。

　　楊團則總結說：“目前這種贍養老人的方式，實際上是在虐待老人。家庭贍養實在不行，一定要走向社會贍養。”

　　這幾年來，方嘉珂不斷在各種會議和論壇上提“長期照護”的概念。他認為老人在生命晚期大都會失能失智，無論這個時間是長是短，都需要讓老人最后的這段人生，活得有尊嚴。

　　這也是趙良羚所持的觀點。或許是對養老的期待較高，她說，目前還沒有自己看得上的養老院。不過，讓她覺得安慰的是，基本養老服務體系建設規劃，“出人意料地”進入了國家的“十二五規劃”。此外，我國也正在考慮推出護理保險。

　　德國等歐洲國家推行多年的經驗表明，護理保險可以有效分擔家庭的風險。楊團認為，直面這種風險，在中國已經刻不容緩。因為第一代獨生子女的父輩們已步入晚年，這就意味著，一對夫妻要贍養4個甚至更多的老人。很多時候，他們無力承擔。

　　一組不可忽視的數字是，中國80歲以上人口已達1899萬，今后還會以每年100萬的速度增加。而人越老，需要長期照護的比例就越高。

　　“國家和社會應該承擔責任，不能全推給個人。”楊團強調說，“否則，目前還能撐著，再過20年就根本沒辦法了。” 本報記者 王波